一

  上海的教堂建筑历史悠久，造型独特，风格各异，是近代上海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城市发展、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载体。

  早在明末时，天主教便在上海传播。最早的教堂由民居旧宅改建而成，自然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始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敬一堂，作为上海地区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俗称“老天主堂”），就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而上海地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天主教堂，则是董家渡天主堂。

  董家渡天主堂（即“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坐落于上海市黄浦区董家渡路，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落成于咸丰三年（1853）。同年在上海同时筹建了4座教堂，只有这座教堂未曾拆除或重建而留存至今。董家渡天主堂是上海历史上第一座主教座堂，其建筑规模在当时也很突出，是首座能够同时容纳2000人礼拜的教堂。董家渡天主堂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融入了中国传统的装饰细节，可谓是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早期遗存，1989年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

  二

  董家渡天主堂建筑主体为巴洛克风格。法籍耶稣会传教士史式微的《江南传教史》记载：“一个新近来教区的杰出的艺术家范廷佐修士，采用了罗马耶稣会总会圣依纳爵大堂的格式绘图设样。”范廷佐（Joannes Ferrer）是西班牙人，他还设计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并且参与创建了著名的上海土山湾画馆，董家渡天主堂建筑因此融入了西班牙建筑元素。

  巴洛克建筑风格以自由的外形、动感的线条，以及华丽的装饰、雕刻和强烈的色彩为特色，但是董家渡天主堂受建造经费制约且融合上海本土营造工艺，极大简化了巴洛克建筑的繁复曲线和华丽的色彩，整体风貌褪去奢华，更显素雅简约。

  教堂的主立面呈三段式对称布局，由两道水平檐口线脚将立面划分为三段：下段以四对爱奥尼柱，拥立着正面的三个入口。教堂初建时整体为砖木结构，只有大门用石框构成，门楣上刻有巴洛克风格的卷涡形图案。正中大门旁的双柱间有砖雕中式门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这是清代康熙皇帝御笔题写赐予北京南堂等天主教堂的对联，在很多近现代天主教堂中都被使用。大门外侧的两对立柱间则塑有圣像。中段墙面正中嵌入一只圆形大时钟，其上两端各耸立一座小钟楼，现今小钟楼内的铜钟为教堂建成时的原物，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上段做成典型巴洛克风格的卷涡式山墙，并且饰有中式卷草等浮雕，中间匾额书“天主堂”三个大字；顶上有长近4米的铁十字架。

  从董家渡天主堂的主立面结构可以看出，当时的教堂建造者尽管还是采用西式风格为主，但已经将对联、匾额等中国文化元素融入。

  三

  董家渡天主堂的平面为三廊巴西利卡布局（中厅高、侧廊低），不过取消了通常的圆顶与高侧窗，侧廊和后殿周围也没有设立小礼拜90堂，从而形成独特的“扁平化”体量。教堂为砖木结构，外墙半圆券窗，屋顶为双层木屋架，覆盖小青瓦。

  与其他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建筑不同，董家渡天主堂内未设穹顶，而是改用了拱顶。中殿的顶部为筒形的圆拱，与横厅相交以及祭坛的两侧有交叉的拱顶。正对中央大门的尽头处为祭坛，祭坛与座堂间用矮栏杆分隔。祭坛上方和两侧的交叉拱顶上有4组十字星和八芒星图案作为装饰，图案以金边修饰，中间是棕榈叶和月桂叶，精致美丽。这种融合了伊斯兰装饰传统和基督宗教建筑形式的“穆德哈尔装饰艺术”，是12世纪至17世纪在西班牙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拱顶上的这种装饰形制，与中国传统宫殿建筑中的藻井形制颇为相似。

  教堂的拱顶由粗壮的方形砖柱加以支撑。其中一根方柱内有楼梯，连接着唱经楼。唱经楼位于进门上方的楼层，与祭坛遥遥相对。这样的设计，一方面便于高处唱诗班的声音覆盖整座教堂，不用扩音也可以使声音均匀通透，而且音色更加空灵开阔，另一方面便于唱诗班看清神父的动作，从而精准配合礼仪的流程，而且可以使信众的视线始终聚焦于祭坛。此外，还不会占用一楼作为礼拜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教堂柱头上都有精美的浮雕作为装饰，以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为主，如莲花、仙鹤、葫芦、宝剑、双钱（两个圆形古钱相连）等，使用这些中国传统吉祥符号来表达天主教思想，反映了当时“本地化”传教策略下在建筑艺术层面的调和之举。此外，在众多教堂的历史照片中也可以看到，祭坛两侧以及砖柱上都悬挂中式对联，这些在西式教堂是没有的，是早期天主教堂沿袭中国传统装饰习俗的例子，也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

  四

  在董家渡天主堂修建的19世纪后半期，上海的教堂主要还是以西式建筑风格为主，直到20世纪初，中国化的教堂建筑才逐渐流行，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的形式（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建于1925年的基督教鸿德堂就是典型的例子）。而董家渡天主堂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风格，反映了早期教堂建筑发展的历史。

  其实，早在16世纪，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就有“文化顺应”的策略，利玛窦身着儒服、研习儒家经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个半世纪之后，董家渡天主堂的设计，则是以建筑语言延续了这一传统。今天，董家渡天主堂内那些融合性的符号与结构，也可以说是一份“实验报告”，它真实记录了19世纪中叶中西建筑语言相遇时的状态。

  董家渡天主堂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是上海“老城厢”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今，教堂融入了上海“绿地外滩中心”综合体，与附近的商船会馆共同构成该区域的文化景观，体现了历史建筑与现代城市发展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