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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所设上海务和元代建县，少数民族从一开始就为建设上海做出贡献。1275年元军将领沙全（穆斯林）任华亭军民镇守官；1292年，在知府仆散翰文（女真人）奏请之下，“割华亭东北5乡为上海县”。从抗倭、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抗日救亡到反内战，少数民族积极参与，自觉奉献，不遗余力。如副市长翁铁慧所说:“上海的历史是各族群众共同缔造的英雄历史，上海的光荣属于各族人民。”城市文明需要持久培育，积少成多，层层叠加，不可能一蹴而就，唾手可得。上海文明有丰厚的人文积淀，点点滴滴，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淮南子》有这样一段话:“夫形者，生之所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又说：“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各民族在上海的和睦共生，从饮食餐饮的“形物”层面、人文道德的“精神层面”到礼尚往来的“元气”层面，形成充满活力的人间生态。上海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联相通的大都市，文化多元，生活丰富，经济多样，服务规范，讲信用，讲理解。上海的“上”，是人文至上的“上”；上海的“海”，是海纳百川的“海”。人文至上，海纳百川，形神相连，天地沟通。在这样一个人文汇聚、有容乃大的万象世界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汇集于此，活跃在上海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他们中有的担任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有的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学院院长、研究中心主任。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上海，上海回赠他们的是自信和尊严。上海早在1996年就开始探索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新机制，在与少数民族群众最近，接触最密切的社区推动民族团结工作。近20年来，上海市先后召开6次社区民族工作表彰会，产生了646个先进街道（乡镇）、社区和单位，表彰了128个先进个人，调动积极性，强化基层工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区民族工作格局，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争取人心，促进民族团结。于1991年成立的上海少数民族联谊会，秉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的理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有50个团体会员单位、3000多名联络员，形成了覆盖全市17个区县和各大系统的网络。随着更多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上海，少数民族联谊会的角色会更加突出，工作会更加繁多，联络会更加广泛。

罗尔斯曾提出“重叠共识”的观点，各种见解协商对话，求同存异，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重合点，即“重叠共识”，而不是谁吃掉谁，谁战胜谁，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礼让共赢。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中和”观，符合古人的中庸之道，也符合沪上的民间情理。上海是一个文明窗口，它对外展示中国人的文明，对内鼓励公民的主体参与，对内对外推动协商对话。无论中外，无论是语言差别还是文化差别，无论是信仰差别还是习俗差别，都需要把沟通理解、学习包容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凡事要讲礼貌，要互相礼让，要懂得让步的艺术，只有付出才有所得。费孝通教授晚年提出“人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过去是科技兴国，以后要艺术兴国。艺术的核心是“美”，“美”的核心是“韵”。“韵”就是节奏，做人要有节奏，有了节奏就掌握了做人的艺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适可而止，不能强人所难，这些都是做人的艺术。中国人好面子，也讲面子，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及时加以表扬，得到表扬的人会反过来表扬对方，很快就进入了“美美与共”的境界。上海人遇到没有做好的事情，会道声“不好意思”；遇到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情况，也会道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背后是谦虚和耐心，是愿意学习和主动理解的态度。少数民族来到上海感到舒心和开心，感到自信和自豪，感到上海能够理解、容纳和帮助他们，他们也能够为上海做贡献，在这个超大城市里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尊严。同一文化内部要礼让，不同文化之间也要礼让，礼让中有美韵，礼让中有艺术。

最近两年，中央领导人提出各民族之间要“守望相助”。“守望相助“首先是尊严上的守望相助，然后是利益上的守望相助。毛泽东讲，少数民族的最大贡献是在政治上承认了中华民族，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宝贝多”；中央政府也赋予少数民族以区域自治的地位，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为他们制定灵活多样的优惠政策。“守望相助”就是“互守尊严”和“互利互惠”。守望相助不仅是物质上的守望相助，也是尊严上的守望相助。上海支援边疆地区不仅务实，也比较低调，比较注意对方的感受，注意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平等待人，尊重对方。有了感情上的沟通，有了互相尊重，就有了民族团结的基础，也就有了互相帮助、利益与共的前提。著名的“彝海结盟”故事很有启发意义：红军过大凉山时，刘伯承将军和彝族头人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兄弟，互赠礼品，红军顺利通过，也为后来的民族团结留下后话。

蒙古族老歌手哈扎布唱过一首著名歌曲《上海产的半导体》：“上海产的半导体是奖励给我最好的礼物，因为我劳动出色又勇敢，赶着马群放牧时它在我手上响着呢，傍晚回到宿舍里它在柜子上说话呢。”民族团结是在生活世界中，在日常琐事中，在不经意中实现和传承的。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上海产的生活用品，从凤凰牌自行车到大白兔奶糖，都自然而然地融入当地人对于国家的认知当中。上海在许多方面支援边疆，支持少数民族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前面提到的《上海产的半导体》就是一个生动的注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支边支疆支内的上海人就超过200多万，在笔者熟知的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地质局大院，就有来自上海的工程师和技术员默默无闻地勤奋工作，他们的子女和本地人的子女一起成长，是非常要好的伙伴，至今保持友谊；“阿拉不晓得”是朗朗上口的句子，夹杂在本地话中，诙谐幽默。仅2010年至今，上海在对口支援的新疆喀什、西藏日喀则、云南省、青海果洛州等民族地区投入的资金就达99.92亿元，累计援建项目2471个。上海在对口支援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广泛动员，各界参与，互相协作，整合资源，尤其注重实效，部署到位，惠及民众，照顾急需。

内蒙古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上海三千孤儿”的故事。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一些家庭被迫将孩子丢弃，上海孤儿院最多的一天收到108个弃婴。当时上海等地的福利院有3000多名孤儿，严重营养不良，患病、夭亡时有发生。上海孤儿院向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告急，康克清向总理周恩来报告，请求从内蒙古调一批奶粉以解燃眉之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得知情况后，立即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为，调奶粉不难，但只能解决一时困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吉雅泰建议，把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抚养。乌兰夫也认为，牧民缺儿少女，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的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乌兰夫向周恩来回报此事，周恩来表示赞同。从1959年至1962年，内蒙古草原先后接纳了上海等地3000名孤儿。这件往事虽然只涉及3000孤儿，但它的象征意义却超乎寻常，不仅把地方和中央联系起来，也把上海和内蒙古紧密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守望相助的典型例子，帮助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在互帮互助中凝结友谊，增加信任，互守尊严。上海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社会等许多方面，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推动，互相受益。少数民族人才流向上海，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也源源不断地流向上海，因此可以说，上海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上海，正是由于全国和各族人民的大力帮助，上海得以成为今天的上海。上海的优势资源越来越多地吸引优秀少数民族人才前来工作，他们自我实现，自我提高，服务上海，回报社会。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网络世界，在许多地方，不在场代替了在场，数字化生存成为时髦。新世纪是城镇化的世纪，也是少数民族进城的世纪。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政府和市民要应对许许多多的新事物和新情况。例如，上海市的蒙古族从最初的6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万多人，他们中有不少人不适应社会，社会也不适应他们，相信上海市政府会着力解决这“两种不适应”。上海市的少数民族工作具有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示范作用，高速的网络，便利的交通，频繁的流动，都更加突出了它的重要性。民族工作做得好不好，民族团结是否牢不可破，具有强大的“蝴蝶效应”，小事变大事，小爱变大爱，帮小忙就是帮大忙。

上海市的民族和睦共生的历史和现状，再一次告诉我们，少数民族不是“累赘”，不是“隐患”，更不是“威胁”。关键在于争取人心和互相交心。从“彝海结盟”到“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将心比心，如何以心换心。支援边疆和支援上海是交互进行的，上海和边疆不仅要在物质上互相帮助，也要在心灵上互相呵护，要在道德上互相支持。尊重少数民族要从尊重他们的主体性做起，从尊重他们对于上海乃至全国的贡献做起，呵护他们的自信，守护他们的尊严。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是各民族和睦共生根据，和睦共生的上海经验的核心是求同存异，美美与共，不强人所难，不强行同化。如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多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要学会在差异中寻找“和声”，通过拨动心弦来寻找“重叠共识”，在“美人之美”中实现互守尊严，在“各美其美”中包容多元，在“美美与共”中实现万物玄同。

（作者系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民族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