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教育在当代教义建构中的意义

上海道教学院  王驰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代表，华夏文明的渊薮，历来以广博精微而著称。悠久的历史背景，诸多的分支流派，浓厚的地缘渗透……都使得道教在发展中呈现出万花筒般的文化多元性。当然，这些多元性基本都融会于道教的主体文化价值里。特别是在宗教教义方面，形成了以“道”“德”哲理为核心，以神仙学说为基础，以内证外察为方法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漫长的道教史上，这些教义思想或通过道门内口耳相传而世代信奉，或通过形之于文字而流传社会。时至当代，能否对道教进行恰当到位的理解、传承和弘扬，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教义所进行的建构与阐发。

具有浓厚道教背景的北宋大学问家邵雍，在他的名诗《观易吟》中说：“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建构当代教义的紧迫性，道教界在几十年前就发现并加以重视。今天看起来，其所仍旧面临的种种窘迫之境，用邵子这句诗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我们都说时势与英雄之间会产生互相成就的微妙关系，那么在当今道教迎来了绝好发展时势的时候，什么样的英雄人物来开教义建构之风气呢？这当然不好下定论。本文希望从道教教育的角度，来谈一些看法，以供道门内外有识之士参考。

一、当代道教教义的探索，需要培育大批道门人才进行真切的实践和思考。

从历史上看，所谓的道教教义是道门对宇宙和人生不懈探究的思想成果：上至天文，下及地理，中通人和。其探索主体，则是以修真成仙为旨归的历代道士。除了降授道妙的天尊神人，除了葛洪、陶弘景、司马承祯、王重阳这些伟大的祖师，在今存于世的明《正统道藏》中，尚能看到太多为教义发展而倾尽才思的道士名字。一切的过去都会在今天闪现，故无论怎样探讨当代道教教义建构问题，最终的主体还是会落实到当代道士身上。而道士整体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具备阐发教义水平的精英道士的涌现，都离不开道教教育之兴办。

中国古人讲究“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传统社会中的“教化”，远比我们现在所谓“教育”的内涵更为深远。于是，“道教”一词就具有了非常尊高的地位，往大里说简直就是华夏大道文明的代代教化和传承了。靠谁来传呢？当然是能够修持大道并代天行道的人才了。这种人才历来在社会人群中不会太多，是能与帝王将相以友道相处的“士”，其通常自称也被别人称为“道士”。道士们将自己穷究天人的一身所学，想方设法代代传承下去，这是至为重要的大事，我们今天称之为道教教育。道门中非常尊奉三宝“道”“经”“师”，讲究“道无经不传，经无师不明”，恰好就描述了一个完备的教育生态链。比如太上道祖分别下传了尹喜真人、张道陵天师和东华帝君，他们就开了文始派、天师道和全真道的先河；而其各自谱系中的历代祖师，也都会教育出下代弟子以传经义和道法。数千年来，道教一直保持着以师徒传承为核心的教育活动，道士们不仅接受了神灵仙真所昭示的教义，更将之阐扬至教内外的各个层面。凡是历史上道教教义充满生机发展之世，无不是教内高道人才辈出之时。相反，道士人才的凋零一定会导致教义思想难与时代变迁相契应，从而在深层上导致道门的日益衰落。近代仙学大师陈撄宁先生，面对道门衰局亦无力回天，但他睿智洞察地在《复兴道教计划书》中，提出要建立“道学研究院”以培养人才的重要设想。改革开放后，中国道教学院及各地道教学院相继成立并开展教育工作，算是对近代以来道门长期人才危机的一定弥补。

毫无疑问，现在中国道教界已普遍将道教学院作为正规主流的教育机构，也是当代道士培训的中心。我们必须清楚，道教学院是在参照现代高校办学模式的基础上成立并进行教学的，其基本定位是通过普及道教基础文化理论及修行功法，来塑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道教教职人员。在此前提下，还可以衍生出诸多其它的教育功能。道教学院教育游走在传统宫观教育和现代学校教育之间，是新兴事物；但唯其新兴，故能契应教义在新时代建构的需要，其培养人才之方案也就不同于古代山林中的隐修宫观。比如我所在的上海道教学院，身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之地，能够较为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民风之变迁，故对于首届“道教教义与文化专业”本科班，即有一套明确的教育宗旨和规划方案。学院领导班子提出，要培养造就对三清大道信仰虔诚、威仪充足，具有全面道教文化功底，学修并重、明理达事的新时代正一派道教人才。我们反复检讨以往道教学院办学之得失，确定今后教育工作的核心是“导引入门，以道立命，发掘天分，提供平台”。学生们藉由对道教教义与文化的系统化修习，不仅为晋升道业打下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也为传承道法奠定明理晓义的牢固根底，最终落实于对道教信仰之认同与感应。如果这个教育目标能够实现，那么“教义与文化”专业就名副其实，也不难塑造出热心于教义建构的良才俊杰，从而在毕业后为当代教义进行不同层面上的切实探索。尽管，他们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名垂青史的义理高真，但这将会为整个道教界重兴义学而开辟出一方沃土。

二、教育活动本身，就是对当代道教教义进行梳理和探究的重要过程。

通过研究世界各宗教的历史会发现，宗教学院往往是神学教义的发源地或思想中心。不必说西方神学院和古印度那烂陀寺，对于基督教和佛教教义的崇高地位，即以道教而言，唐代崇玄学就是道教鼎盛时的国家级道教学院。它与道举制度一起，保障了唐代道教人才的梯队基础。这个“崇玄学”，恰恰与同音的道教教义体系“重玄学”时代吻合，相互并生。我们在仰望成玄英、吴筠、司马承祯等高道的思想贡献时，不应忘记当时扎实深入的道教教育。可以说，历代道门中学养精深、光大祖师事业的高道，皆有深厚诗书功底，并多能培育出大批妙悟玄理的传法弟子，这才能担起继往开来的神圣责任。金代时王重阳祖师远赴山东度化全真七子，显扬全真正法，不仅在乱世中保存了华夏文明，更对宋以后道教教义的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道教教育范例。至今保存在《正统道藏》里一祖七真之间的师徒应对诗词，本身就是全真道的教育日志，也是其教义发展的忠实记录。

当代道门宜效法祖师，倾力办学，在教育事业中奠定教义建构的重要基础。三年前，我们在设计上海道教学院本科班的相关课程方案时，就注意到要让入学修行的道童学子，先做道门中萌动勃发的读书种子，将文化素质及人格熏陶充分结合起来。因此，这一届在课程设置上充分贯彻以教义为中心线，力求修学体系的完备性、系统性，避免因课程讲授的凌乱及课程配合的差谬，而导致学生思想知识上的偏蔽。我们以“道教神学概论”为起始第一门课，聘请著名道教学者陈耀庭先生来主讲，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即跟进“道门经典导论”课程，告诫学生养成读经而明义的良好习惯，以知一生修法弘道之根柢在于“道”而不在于“术”。这样做，是希望弥补道教百余年来教徒文化素养每况愈下，仅知诸般技术操作而无由参悟三清妙义的遗憾。一句话，首届本科班就是要秉持“因术以体道，明道而执术”的原则，让教义在教育系统中重新回归其应有的核心地位。

以上所谈的是理念，本人在上海道教学院三年来的教学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教育活动与教义建构的紧密关系。如教内普遍承认，道教学院一定是把信仰教育放在第一位的，但信仰不能靠简单说教来灌输，而需要具体的理念和规戒来渗透。那么，给新时代的年轻道童渗透何种教义观念？是否照着《道藏》里面祖师爷的开示去念诵就行了?显然，教师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教义阐释话语，以及对学生如何践行教义的活动策划方案。学院教务处将每天的文化理论课与玄门养生作息进行密切的搭配，中期以后进行分流研讨教学，并辅之以外出参访、公益慈善等活动。这样，可以使学生对道教的感情从朦胧到亲切，对道教的信仰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

下面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我们学院，“道门经典研读”是贯穿全部课程始终的大课，每学期都要上。那么，面对浩如烟海的道教经典，究竟选择哪些经典来给学生讲解并共同研读呢？很多人不免马上想到《老》、《庄》、《易》。的确，“三玄”是体大思深的道门元典，但只突出这三部，那就与没有道教信仰背景的高校教学区分不开了。须知道，《道藏》的系统基本是“三洞四辅十二类”，尽管这一分类的某些细节今天可以再探讨，但“三洞经教”的内在逻辑是难以置换的。于是，我们选择以《早晚功课经》起始，从短小经、诰、咒中见道经全局，然后选取三洞里的代表性经籍来讲读。即使是《道德经》，也不忘其道教本身的解经特色，并参之以现时代背景，从而使师生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心得体会，特别是触碰到一些当代教义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供教内外同仁参考。

这个例子的另一面，就是上海道教学院面向社会大众开展的虹庙讲经活动。这个讲经所面对的，基本都是社会上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中青年道教信众或道教文化爱好者。其思想深度和知识消化能力，都远非传统入庙烧香的信众所能比。最近一年，我还应邀去了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道教学院讲学，发现那里民众学习道教文化的热情也很高。那么，在这些弘道意义上的课程教学中，选择哪些经典或知识体系去讲，特别是如何去讲？这都成为我和道教学院学生们经常讨论交流的课题。我们发现，讲课的设计必须与受众的心绪诉求紧密沟通：既不能无视受众心态，自说自话；亦不能一味迁就讨好，失却教化功能。于是，从不同地区听课受众的大量反馈中，我们自然得知了不少道教教义所面临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集中智慧研究解决，并借助讲经讲道的方式来不断阐明，以绝社会大众之疑虑。这当然就是一个对教义进行建构的过程。而且，它可以超出撰写专著供小范围学者们阅读的局限，以三尺讲坛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乃至于信奉道教。

诸如此类与教义相关的教育活动还有很多，比如我们采取与985高校联合办学的模式，请大学教授给学生带来宗教学专业的系统知识。2013年在上海召开了“正一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位学生都有会议论文集并现场参加，大大开拓了学术视野。学院还注重交流，带领学生们参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个校区，对象牙塔生活有了直面的认识；参访了华东神学院和上海佛学院，在比较宗教的视野下，增进了对其它宗教的了解。特别是，专门组织全体学生外出参访了道教圣地武当山，修习养生功夫，并远赴香港诸大宫观进行现代弘道问题的实地考察。这些，都是学生们今后在思考教义建构问题上，所不可缺少的实践基础。寒暑假期间，安排学生们在上海宫观中进行实习，并结合实习所观所感，提交相应的宫观调查报告，促使其认真了解当代道门的现状，反思教义发展之路。总之，道教教育如能秉承玄门传统，回归仙道本色，规划有效机制，则道才塑造过程与教义建构过程，自然可以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若更上一层，由道教学院仿效科研型大学，专门设立研究机构以使教义整理专业化和系统化，则有望再现道教义学兴盛的繁荣景象。

三、新时代的道教教义，需要培育新型的道门领袖对其践行和阐扬。

宗教与其它社会组织的一个共同点是，需要借助精英领袖的巨大号召力来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道教认为，太上之妙道通过张天师、葛仙翁、重阳教主、丘大真人等玄门领袖代代相传，他们以身作则地树立了宗风，明确了教义主旨，于是追随者无数。近代以降，教门的衰微有目共睹，令人扼腕。究其原因，精英领袖人士的匮乏，乃是关键所在。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大规模传播而使中国思想舞台波澜壮阔，直至今日仍有“古今中西”之热烈争论的大形势下，道教缺乏能吞吐中西思想并融为一炉的玄门领袖。于是乎，教义的困境直接导致道教对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影响力急剧退化，一直到今天仍未有根本起色。值此退无可退之时，就需要当代关心道教前途的人士，来共同研究道门领袖的培育问题。

必须承认，道教之学向来门槛较高，领袖又是帅才，很难说某个道教学院就能够保证培养出未来的领袖。然而，一批以生命去践行并阐扬教义的道门领袖的涌现，一定离不开今日道教学院的大力兴办。特别是，高水平的道教教育可以为整个道门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态与道众基础，以便于具备仙真气度的道门领袖脱颖而出——这恰恰是保证未来教义建构完成的关键环节。道教精神历来是烛照本心、成就真性的宝筏，道士也自然成为中国人知天合道的灵魂导师。因此，道门领袖的责任非常重大，他们应当是“深怀虔诚信仰，具备上善之德，通晓三洞经藏，明了世界大势”的特殊人物，将会引领道教教义之建构奔向美好的未来。回到本文开头所说，教义再完美也要归根落实在“人”身上，而不可能单纯通过学术行为来实现。因为，宗教永远是以体验性而非学术性为第一要素的。道门领袖对于新的教义思想，会通过身体力行来垂范，通过讲经说法来宣扬，才能影响更多的信众去接受奉行，从而成为社会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此方堪称生起大道之妙用。行有余力，道门领袖则可著书立论以接续道统、惠泽后世，这也是社会上学者所无法替代的重要工作。

四、结语

从今日道教教育的走向，基本可以预见未来道教教义建构之成败。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必须是三者俱全的人才，方可担负起继绝学、兴文化、安天下的重大责任。如此说来，大道运转反覆，今日教门之暂时衰弱，未必不是贞下起元之机。而这个机，多半要落实在道教教育发展与教义发展的完善匹配上。如能造就宗师人物，以潜运神智，独发慧光，则中华道教之优秀传统必可再现新的辉煌。“时来自有风云会，运转岂无龙虎吟”，今天的我们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