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佛教的“世俗化”发展趋势引发了各类报刊媒体纷纷撰文加以讨论，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社会现象，《上海民族和宗教》杂志主编陆纪鸿就佛教世俗化及其相关问题专访了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访谈中，觉醒法师对当前佛教界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同时明确提出，佛教界要有忧患意识，并应“以戒为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重塑僧团形象，唯有如此，僧团才会有希望，佛教才会有未来。以下是访谈记录。

世俗化问题与人间佛教

                   ----访上海佛教协会会长觉醒法师

陆纪鸿：觉醒法师，近年来，无论是佛教界还是学界，对当前佛教界存在的世俗化倾向，都予以高度关注，香港凤凰网还辟出专栏，讨论相关问题，作为上海佛协的负责人，对于这样的现象，您是如何思考的？

觉醒法师：佛教世俗化倾向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教都面临着世俗化的各种问题。作为一种文化，宗教在向外传播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世俗化的侵蚀。佛法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立足与世间，自然难免受到世俗习惯的侵蚀。问题是作为佛教，如何在世俗化的浪潮中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也始终是佛教界关注的重心。

晚清时期，伴随着国家的内忧外患，僧侣队伍在戒律上涣散不齐，修行上不求正果，经济上互争庙产，信仰上囿于中国固有的祖先崇拜和鬼神观念，成了“忏颂法事、坐香念佛”的宗教。1913年，为革除陈规陋习，建立一个既契合于佛陀本怀，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佛教。中国佛教改革家太虚法师明确提出了佛教应在三方面进行自我革命，即所谓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产革命和教制革命。他认为，当时佛教，探讨的大多是死后问题，而忽视现世生活问题；面向的是小部分权贵阶层，为的只是个人解脱，而不是为众生谋幸福拔苦救难，太虚认为这样的佛教必须改变。佛教应克服其局限性，开拓一条人间新路，形成一种全新佛学，为时代的精神及行为作指南。他将这种新佛学的内容概括为“人间佛学”。今天佛教界广泛讨论和推行“人间佛教”，可以说是正是为了化解那个时期佛教界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陆纪鸿：您刚才提到了近代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及其“人间佛教”。有人认为，佛教世俗化的导因之一，恰恰是当年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其理由是：“人间佛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入世佛教，因为它所宣导的是，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这种“人间佛教”思想，是否影响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应有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是否降低了佛教本应治心的效用？导致一些佛教信徒不知所依，不知佛法主体精神为何物？这种观点，尽管目前尚不是主流，但是否其中存在一定的道理？

觉醒法师：今天备受公众舆论诟病的佛教“世俗化”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在宗教内，一般是指为迎合大众世俗需要的去“神圣化”。但当下佛教内的种种问题，如从本质上去思考，我以为应称为佛教的“庸俗化”现象。这种“庸俗化”表现为：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将弘扬佛法、净化人心作为己任，而是将自己降格视同于一般俗人，把那些本应看透、看空、放下的“名”和“利”重新拾起，想方设法崇拜追逐，忘记了佛教超越世俗即世而出世，度化众生的本怀和精神。

据此而言，太虚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与现今的“世俗化”或“庸俗化”倾向并无必然关联。他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非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人间。”太虚法师提倡的“人生佛教”，不是让法师按世间法经商办佛教经济，而是让他们的功德走向人间、回向给人间。不是让法师们的衣、食、住、行走向人间，被时代潮流同化，而是让佛法走向人间。所谓功德走向人间，就是利用寺院的财力、物力，还有僧众集体努力的大悲大愿力，为社会服务，化解人间的不幸、人间的恩怨、人间的矛盾。“人间佛教”的真义，确实需要高僧大德们积极进行传诠释与积极的引导。

所谓“话不说不透，理不辨不明”，烦恼即菩提，必要的争论也是引导大家正确思考的方法。你刚刚讲到的关于人间佛教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对佛教的未来发展未必是坏事，至少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当代佛教的现状和命运，或许争论之后的正确践行，更能确保佛教避免堕入世俗化和庸俗化的深渊，从而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陆纪鸿：如您所说一部好经，如果念歪了，其结果就可能是颠倒了一切。当年太虚法师极力反对的“事鬼”重于“事人”现象，现在一些寺院却打着“人间佛教”的旗号为迎合信众需要，出售高香、头香，并常年以举办各种拜忏法会作为寺院提高收入。您说这并不是“人间佛教”本身的问题，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类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觉醒法师：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常常引以深思的问题。在最近一期《觉群》杂志上，我还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感到：形成当前这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片面迎合世俗需要的扭曲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过分强调佛教融入社会，而忽视、淡化佛教的的超越性本质，将佛教视同一般企事业单位进行管理，个别地方甚至将佛教当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摇钱树，推行“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所谓经验，客观上也成了宗教庸俗化的有力推手；另一方面，佛教界内部人士出于追逐寺院经济利益的愿望，将原本属于接引大众的方便权巧之举，当成了寺院的主业，大力推行各类荐亡法事活动，并借机鼓励烧头香、烧高香、烧大香以提升寺院经济收入，将信众的信仰目标错误地引向不正确的方向，从而背离了“人间佛教”的正轨。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佛教信仰队伍的核心成员——僧侣队伍的佛学素质亟待提升。表面上，佛教界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僧团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改善，年轻一代僧侣和居士基本担当起佛教的领导重任，年轻化、知识化、理性化、专业化是他们的优势。但是，由于历史的断层，文革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僧尼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如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2010年8月在“第二期中青年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比如信仰淡薄、戒律松弛、不重修行、贪图享乐、借教敛财、争名逐利、自我吹嘘、弄虚作假等等现象，在各个宗教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个别的宗教教职人员甚至道德沦丧，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现象虽然只是发生在极少数人或者极个别人的身上，但严重侵蚀宗教的肌体，极大损害宗教的形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加强引导、教育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纠正。”的确，僧尼是佛教发展的核心，如果作为三宝之一的僧人队伍不纯、不正、不强，又岂能引领信众走向正信呢？在上述内因外缘的叠加作用下，佛教界出现这样那样的令人忧虑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陆纪鸿：对于此类现象，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确保佛教在积极入世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尺度，避免走入世俗化、庸俗化的极端？

觉醒法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佛教界首先应有一种忧患意识，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毁佛事件，佛教内把它称为“法难”。四次法难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其中不乏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佛教自身的问题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原因。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中原地区。自传入中土以来，佛教曾几度辉煌。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尤其是在唐朝，僧尼、寺院数量远非今日能比，寺院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奴婢等特权，社会财富也有极高比例流向了佛教寺院，客观上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奴婢。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日益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埋怨和反感。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日益激化之后，政治手段的介入成为解决矛盾的必然之选。“三武一宗法难”的时间跨度是438年到955年，平均100多年一次，而规模最大的一次“法难”恰恰是在佛教最为兴盛的唐朝。“三武一宗法难”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沉痛的。就当前而言，认真审视僧团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入世过程中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正确处理入世与出世的关系，自觉维护佛教的纯洁和神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上海佛教寺院，身处大都市，与繁华尘世接触点最为直接、接触面最为广泛、接触阶层最为复杂，相对其它地方，更应注意增强自身免疫系统，确保“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入俗而不随俗、化俗而不流于俗，立足人间行菩萨道。把净化世间、提升世间、完善自我作为自己的根本追求。本着这一原则，方可避免佛教人间化过程中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

陆纪鸿：作为一个团体，敢于直面问题，才有可能纠正问题，此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面对佛教界存在的种种问题，您觉得当前僧团的自身建设应把握怎样的原则？

觉醒法师：释迦牟尼佛临涅槃前，弟子阿难问他：佛灭度后以谁为师？佛明确回答他说：“以戒为师。”当前，佛教界面临的困境要想有解，我觉得还是应该尊佛教诲，以戒为师。僧团自身制度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工作首当其冲，需要加强。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十戒，还有比丘戒、比丘尼戒，就是僧团持首的规章集成。现代社会强调法治，一切按法制原则办事。同样，僧团沿袭的传统是以戒法来管理，以清规戒律来规范和约束自我。佛教徒除了必须遵守世俗法律外，还应进一步用戒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此，佛教“戒”的要求比世俗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更高。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外在的约束，属于他律；佛教的戒律则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属于自律。“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倘若没有戒律的维系，佛法必然失坠，僧团势必失范。佛教的真谛是“自净其意”，我们同时也需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就是要守持戒律。只有大家都能自觉接受戒律的约束取修行，僧团才会有希望，佛教才会有未来。因此，积极引导僧众严格遵守戒律，这应该是重塑僧团形象的基础。

陆纪鸿：您讲得很实在，当今佛教应“以戒为师”，净化自我，而这一前提是对“戒律”存在着一种“敬畏”的意识。世界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先生曾讲过这一样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于每一个僧侣而言，守“戒”毕竟只是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还应该以此为基础，大力提倡社会责任意识，这在教会内，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无论佛教界还是学界，也有部分人士认为：“佛法不是一种普通的世间学问，而是出世间的大法门。佛教认为世间是染污和苦，而提出出离的主张，这是佛教的本质性要求，是佛法的终极关怀之所在。”对这样一种观点，您是如何认识的？

觉醒法师：力尽社会责任，以发达人生、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乃佛陀教义的基本精神。据佛经记载：当琉璃王率兵攻伐佛陀故国迦毗罗卫时，佛陀三度半路拦阻规劝。国亡城破后，佛陀亲率僧众回国看望被琉璃王残害的释迦族妇女，说法抚慰。佛陀以其身教表明：力尽社会责任，关心民众福祉，是佛教的应尽职责。同样，当年佛陀门下的数百名阿罗汉弟子，也并非自了汉，而是各自深入民间，广交朋友，化导民众。那些隐匿深山、不管世事、只图自了的现象，并非出现在佛陀时代，而是后世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风气，是有违佛法宗旨的行为，在佛经中此类人被呵斥为缺乏善根和利他精神的“焦芽败种”。

     至于在家人学佛后不管家庭社会，更是违背佛教的在家学佛之道，是闻法学解不够或是对佛法片面理解的结果。到了大乘佛教时期，佛教徒履行社会责任得到了根本性的强调，甚至上升到了能否最终成佛的标准。近代以来，佛教界部分高瞻远瞩的大德高僧针对中国佛教的积弊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主张，正是对佛陀原旨的复归。赵朴老也指出：“人间佛教”的主要旨趣是，在社会生活中“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的师父玉佛寺的前任方丈真禅法师，生前一直发扬着他提倡的爱国爱教的精神，他老人家践行的社会责任和亲身示范以及相关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履行佛教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是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陆纪鸿：真禅法师曾说过：佛教徒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我想他所强调的应该是佛教立足世间，理应具有回报社会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您认为佛教徒的社会责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觉醒法师：按照佛教万法缘起教义，佛教既然存在于世间，就一定时植根在社会提供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源，理应对此有所回报。何况佛教创教的动机，就是为了引领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生活方式，达成离苦得乐的目标，即佛陀说的八正道。自觉觉他、利乐有情、化导人心、利益社会是佛教立足世间的重要责任。按照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佛教、佛教徒应尽的社会责任，应该包含有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是要发菩提心，认认真真做好一个人应该承担的个人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第二个层次，是在菩提心的引导下，认真做人的基础上，担负起教化他人、自利利他的责任。

第三个层次，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自己的心理航标和行动指南，为国家、民族、社会，也为自己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这也许就是人间佛教所说的人成即佛成。

陆纪鸿：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三个层次划分很清楚，递进层次也非常合理。佛教徒也是人，在社会中首先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一个普通人是最起码的要求。以此为基础，方才谈得上利益他人，回报社会。说到回报社会，您觉得佛教徒除了通过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来回报社会外，还有哪些途径可以探索？

觉醒法师：以上海佛教界为例，近年来，上海佛教界认真贯彻中央历次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自觉遵循《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宗教活动，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在人才培养、文化建设、慈善事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在人才培养方面：以上海佛学院及各寺院自主创办的培训机构为基地，积极培养适合佛教发展和时代需要的合格僧才和居士力量，在努力提升文化知识和宗教学识的同时，积极强化道风、学风建设，将僧格养成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以此为基础，市佛协适时创建了上海佛教界僧尼人才库，作为全市人才培养和储备的基地。采取鼓励加引导的办法，带动上海佛教各寺院逐步形成讲经弘法、传播正道的良好风气，让信徒逐步认识到超荐亡灵、外向祈求并非佛教的主要本质，佛教的精华在于其深厚的人生哲理和精神境界的超拔升华，在于“学佛所行，升进人格，自觉觉他，德行圆满”。

     在文化建设方面：先后创办了市佛协的《上海佛教》会刊，玉佛寺的《觉群》杂志、《觉群丛书》、《觉群佛学》、《觉群译丛》、《觉群佛学博士文库》，为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佛教优秀文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举办“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佛教与现代化”、“当代佛教与文化繁荣”、“佛道教生态文化论坛”等十余场紧扣时代主题的专题研讨活动，积极探讨佛教服务社会、利益大众的内蕴潜力和最佳契入点。

在公益慈善方面：上海佛教界时刻关注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主动为社会解困难、为民众兴福利。除了传统的灾难救助形式外，不少寺院团体，还作为市慈善基金会的成员单位，设立了慈善基金或参与了上海的慈善公益活动。像玉佛寺的“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静安寺的“佛教福慧基金”、龙华寺的“名家书画慈善义拍”等都是很好的公益慈善形式，很受社会大众欢迎。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和进步，我相信上海佛教界将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间佛教道路上阔步迈进、稳健前行，更多的探索一定还会更加持久深入下去！

（责任编辑：陆纪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