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波

在改革以来日渐活跃的社团组织中，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以其较高的专业化水准、以“爱”为核心的组织理念、规范的组织管理、扎实的社会公益事业成果，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肯定，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秉承基督教核心价值的社会团体，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至今的兴衰起伏，折射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更反映了中国基督教融入社会的不懈努力。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管理及事业运作的经验与成效，不仅对一般非营利组织具有管理学上的示范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为当前基督教乃至其它各宗教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

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社会，以及在此过程中信仰如何呈现，是个十分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观点和主张，也有非常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教训。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自诞生以来也对此展开了积极探索，它在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个问题的妥善处理。

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团体，抱持“引领青年归主”的强烈宗教动机进入中国。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一度只是福音广传的辅助性手段或传教策略。在入华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服务与公益事业逐步涵盖了现代体育、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劳工服务、公共卫生、学生运动、文化传播等等广阔的领域，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城市社会改良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倍受争议，社会事业与宗教事业的平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既受到世俗社会风潮的攻击，也受到保守教会观念的牵制。基督教青年会试图兼顾社会与宗教两个领域的规范性要求，把组织定位在“教会与社会之间”。然而，这样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其根源在于以彼岸救赎为最高目标、以皈依、委身与敬拜为基本内容的基督教领域，同满足此世需求及解决日常匮乏的世俗社会事业领域，是两个不同的制度领域。它触及到了宗教与社会之关系史上最棘手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恢复活动以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率先实现了组织与观念的转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依赖两个重要的前提：首先，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自二十世纪七十所代以来，对其宗教表达采取了更具灵活性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反映在1973年通过的“康帕拉原则”中。这种开放的品格推动青年会运动更好地适应各所在国和地区的具体环境，以广纳不同信仰、年龄、性别及社会背景人士。无论采用何种宗教表达方式，基督教青年会的目标都在于“用爱、和平与和谐建立公正的、万物美满生活的人类社会。”它既符合基督教的价值，也同我国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总目标相一致，从而形成价值共契。其次，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领域越来越成为一个需求、利益以及所涉及的关系高度多样化、复杂化的领域，其专业化要求日益提高，成为一个具有自身清晰的评价标准与运作逻辑的制度化领域。从事慈善、公益与社会服务的各类组织，都必须按照这个领域的规范性与专业性要求开展活动。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其组织管理及事业运作都自觉而严格地围绕现代慈善公益领域中的规范性、专业性要求展开，使之能够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整合多方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它为基督教进入社会提供了符合当代中国处境和时代要求的平台，在特定处境中以合宜的方式彰显圣经真理，使之化于组织运作与事业推进的各个环节，在体现其开放性的同时亦保持着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从而有效克服宗教界在社会参与方面普遍面临的约束，获得了相对宽广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使它具有超过一般组织的自我约束力和社会信任度。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专业化取向，绝非是淡化或隐匿了自身的基督教传统及其价值和理念，也绝非只是组织形象管理的手段；某种程度上，它是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新的表达形式。

二

成立以来的一百年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始终坚持着基督教“爱”的核心理念和“服务”的意识。它们通过会训与宗旨，以及各项服务事业的目标陈述而得到清晰的表达。“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的组织宗旨，以及“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已成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标志而广为人知。在当前的实践中，基督教信仰的理念内核以“无形的十字架”形式深嵌在组织运作与事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成为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血脉相连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之能够切实维护服务对象的人格，尊重其独立价值，支持和促进其自我提升，体现了基督教仁慈的博爱精神和谦卑。圣经的真理、基督教的价值关怀与伦理道德功能，并没有被社会事业领域中的技术性、专业性要求所遮蔽和取代。因此，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实践，不仅提供了基督教社会参与的处境化方式，也为社会公益事业组织确立了如何涵育高度的道德感与价值关怀的典范，更代表着一种新的基督教表达形式。具体来看：

1，在组织管理中表达爱的理念，体现服务的意识

规范、严谨而且科学的组织管理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又不断吸收当代组织科学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新思维、新方法，结合目前我国社团领域法律法规的要求，在组织管理方面更加精益求精。从2001年开始，SYMCA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内容涵盖了从同工行为规范、岗位责任、工资福利到组织决策、项目评估、资金监管等组织与事业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现代科层制组织的特点。

与众不同的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始终坚持在组织管理中贯彻基督教爱的理念与服务的意识，有效中和了现代科层体制因其效率要求而导致的非人性化与僵化呆板，在组织内部创造出温馨、和谐的气氛，成为组织管理和运作的润滑剂，并为管理创新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基督教核心价值观的强调，使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否信仰基督教，都能认同并牢固确立“施比受更为有福（徒20:35）”的信念，抱持感恩、赞美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事业，从而抛弃个人利益的局限性，在密切合作和相互服务中取得共识和理解，推动组织绩效提高。

2，在组织决策中坚持爱的理念，遵循服务的意识

当前中国很多慈善公益组织常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侵蚀、诱惑与干扰，不由自主地失去其非营利性和公益性。这是由于此类组织大多只有比较宽泛的组织目标，不象企业等营利组织一样以利润最大化为明确的行动导向。因此，慈善公益组织普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内部引导，以指引正确的方向并确保它的成功。这个内部引导就是清晰界定、受到高度认同并保持高度稳定性的“组织价值观”，它对慈善公益组织具有凝聚功能、激励功能、目标导向功能以及规范功能；组织价值观的缺失或模糊，是很多慈善公益组织衰落或失去信誉的根源之一。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能够始终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目标，体现了对源于基督教的组织价值观的持守。正因如此，才使得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从介入社区服务这个领域伊始，就自觉地将所运营的社区中心从管理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也正是对“爱”与“服务”意识的坚持，使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始终把关爱弱势群体放在决策序列的优先位置，积极介入到弱势群体社会问题解决之中。如密切关注外来务工者子女的生存状况，通过各类项目推动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和本地孩子一样有成长、发展、享受资源的权利和机会。还有如主动承担起“4050”弱势市民群体的“万人就业”项目，资助偏远地区贫困学童的项目等等，均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以役于人”的服务理念，已濡化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有成员的基本行动取向，从而使之在开拓新的服务领域、确定新的服务项目的决策中，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那些艰难而繁重的领域。

3，在项目实施中传递爱的理念，撒播服务的意识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的内容广泛的社会服务项目，都不单纯只是提供物质利益的满足。这些服务，都深深地烙有组织文化的印记，传达着基督教的“爱”的理念和“服务”的意识，使服务的提供者、参与者和服务的接受者都在这些事业中得到“生命的转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传递爱心与服务意识的重要桥梁。

例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其社区服务中，努力营造“这里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的氛围，培养社区居民参与服务中心的管理，提高他们自我解决生活中各类问题的能力。接受服务的社区居民，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充满爱心的服务者。再如针对下岗失业者的服务，就突破了单纯生活救济、职业介绍的传统模式，而是在服务中倡导“互助成长，自力更生”的理念，引导他们在服务他人的同时树立自重、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团契式会员活动模式，更是爱的理念与服务意识在社会中传播的重要手段。这些团契的成员由不同阶层的人士基于共同的爱好自由参与，在社会与职业生活中形成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文化程度等结构性差异，在团契的友爱、分享与服务中被消解；团契所倡导的沟通、协商、理解的方式维护了成员间的整合，拓展了参与者的社会资本；团契的自主管理培育了会员们的现代公民意识。

作为志愿者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志愿者的组织、管理与培养方面已成体系，独具优势。由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不具备政府行政组织权力，因此完全依赖其组织理念、事业内容以及对志愿者的服务性管理来吸引志愿者。广大志愿者对基督教青年会“爱”与“服务”的理念高度认同，使他们积极参与，并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组织的理念与价值观，通过志愿者撒播向全社会。

三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经验至少给我们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启迪：

首先，一个成功的慈善公益组织，必定也是真正具有高度道德感和伦理价值原则的“爱”的组织，而不单纯是受技术理性的逻辑支配的“机械”组织，这是此类组织与其他经济或政治组织最大的不同。这种道德感和伦理价值原则，不能仅仅体现为组织的形象策略和纸面的宣传口号，而应当贯穿于组织管理、决策与项目运作的全过程，这样才能自觉、有效地抵御诱惑，避免各种“慈善失灵”现象，并超越单纯物质利益输送，而在社会上弘扬正气、传导正能量、提高公民素质、健全公民人格。宗教是道德伦理的重要来源之一，也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伦理价值原则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因此，慈善公益组织不仅要从世俗道德伦理中建立组织价值观，更可以从宗教中获取伦理资源及其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力推宗教界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不能仅仅局限在宗教界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方面，也应重视如何将宗教的价值与伦理道德原则引入公益慈善事业领域，拓展宗教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

其次，以专业化来克服附着于宗教公益慈善事业上的消极因素。目前，宗教界的慈善公益参与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障碍有些来自政策与政府管理体制，有些是由于宗教界自身能力不足。其中最为关键者，是同宗教相关的固有矛盾。如慈善公益参与同宗教传播的混淆，以及基于宗教原因而对服务对象的差别对待、基于信仰立场而可能在服务领域产生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等等。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借助专业化建设而有效克服了这一矛盾，主要体现为：在思想观念层面突破了传统宗教慈善将社会事业同直接的教义宣讲乃至皈依要求结合过于紧密的限制，着眼于公共性的宏观视野，以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倡导社会参与、共同塑造一个成熟良善的社会作为基督教博爱精神的表现；在行动层面，有效突破了当前很多宗教组织的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大体限制在信徒内部、专业化程度较低的不足，以现代专业非营利组织的形象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尽管直接的传教目标和宣教活动已转化为在服务中彰显上帝之大爱，但源于基督教的博爱理念与服务意识作为组织文化的内核得到完整保留，成为组织成长的宝贵资源，克服了一般非营利组织使命与目标欠缺、组织自身缺乏社会公信度等障碍。

第三，为宗教界的社会参与提供了组织类型创新的路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不仅仅以其组织管理与项目运作的经验而对一般非营利组织有启发，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宗教进入社会事业领域的一种新的组织类型。以教会、教团以及寺庙宫观等纯粹宗教组织直接提供社会慈善公益服务，是宗教社会参与的传统模式。然而，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和异质性的，社会中不同的人类行动领域都发展出自身的运作规则、技术标准与准入机制。目前宗教界的社会公益参与不足，原因之一在于宗教行动领域同现代公益事业领域之间，存在着差异性的规范要求和运作逻辑。因此，可以借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模式，通过组织的创新，在传统的教会、教团等纯粹宗教组织之外，形成以宗教信仰为组织文化基础与内核的社会公益组织，从而将宗教界累积的资源以要素化的形式经由高效、专业化的组织架构引向社会事业领域；同时又能通过社会领域的专业化标准、评估机制与问责机制等制度化手段，化解宗教扩张与信仰立场对立的矛盾。

最后，除了上述三个涉及宗教慈善公益事业的启迪外，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为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新的表达形式。在基督教并非主流文化的中国社会，一般大众的印象中，基督教难道不是由或巍峨或别致的教堂、醒目的十字架、厚重的皮质封面《圣经》、口若悬河的牧师与传道人、悠扬庄严的诗班吟咏、热烈奔放的敬拜赞美、虔诚祷告的信徒等等构成的吗？对历史和文化稍感兴趣的人，可能还会模模糊糊地想起一些《圣经》中的故事，以及基督教参与的若干历史事件。然而，基督教并不只是由这些元素精巧搭建起来的“盆景”，轮廓清晰、边界森然地点缀在中国宗教景观的一隅。它和所有伟大的宗教一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的活的体系。但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较快，而且事实上也已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镶嵌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网络和场域之中。然而，不得不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仍然是个神秘的存在，甚至在一些人心中，还是个威胁。这种陌生感和对立感有其复杂的原因和表现，但结果都导致了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基督徒与其它宗教信徒之间的疏离，最终受损的是整个社会。虽然广大基督徒都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在塑造基督教的形象方面的效果并不太理想。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经验则表明，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社会完全可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谦卑的服务精神，怀着怜悯、同情、仁慈和公正之心，以“做盐做光”的方式去影响社会，在社会中扩展和延伸“爱”。这并不是去试图控制社会或政治秩序，也并非退守到与现实社会分离的消极无为状态，而是要“行走在光明里”，通过符合现实处境的实践融入到非基督教的、多元的社会中去，使那些即使没有经验到灵性皈依的人，也能在基督教理念的接触与感受中获得某种生命的丰富，同时尊重他们在信仰上的选择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