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4月23日仔细看了全国宗教会议的电视报导，又听了市民宗委领导的传达，自己也作了初步的思考，当然我也在等待更多、更完整的信息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以下是我个人的几点感想：

  一、习主席强调了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近期我听到的也是深受启发教育的，我新中国对宗教的阐述是有着显著的前瞻性，初期的“鸦片”论到现在的“文化现象”，从“愚弄人”到当今的“可发挥积极作用”，从“无用”到今日的信教者也可在精神物质方面为社会主义社会出力。这样的变化，这样对宗教的论述的不断充实逐步完整，更客观、更科学，使人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宗教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合乎客观现实，使人耳目一新的。

  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宗教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回顾天主教二千余年的过程，他必须与每个时期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适应而过来的，当今在我国宗教是客观存在的，那他必然要与当今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引导这种适应，我个人认为这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所谓引导势必要讲究引导的方式、方法，引导的力度和观其引导的效果，而引导的目的我相信必定是宗教能在我国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天主教的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使天主教在精神层面和经济层面为社会主义社会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三、论及中国化（亦及本地化）

我们可从历史上和现代寻找证明，凡是天主教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越是本地化（中国化）是使天主教越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认同，得好感，我们的福传工作也顺利进行。反之则必遭抵触、被排挤，非但不能福传，还被禁教，大家想一想公认的明末利玛窦、徐光启的例子及近代由于马相伯、英敛子（北方人）的呼吁要求中国人自己来办教而教廷派了刚恒毅总主教来华，刚恒毅排除阵阵阻力，在上海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全国会议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许多规定，又在1926年中国首次有了6位中国主教，反之当抗日战争时期梵蒂冈居然首先承认伪满洲国，而梵蒂冈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竟然发布在日寇侵略中国时要中国教友“不左不右”这就使我天主教在国人面前尽显恶表，备受歧视。

  四、爱国主义教育

现在有人拒听“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正因为拒听，更有必要大讲，现在在我国核心价值观中，“爱国”即其一，但是要坦于承认我国曾一度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包括外国某些传教士）乘着鸦片战争、帝、殖之势的作为使国人认为我们信了教就“教会之上”，只认自己为教民而忽视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讲“爱国”实在有特殊的需要。记得我们在修院念神学时爱国是属于天主十诫中的第四诫，把爱祖国等同于爱自己父母一样的高度，而且给出神学论据：圣经证、圣传证、信理证。因此“爱国”并非只是政治用语而是确确实实的“神学命题”。

  五、当前我们讲天主教的中国化表现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我们深信圣而公教会。我们也是圣统制一员，但是按我国现实情况，按我国国情，例如我们的教友组成的代表会议，从代表会议产生的从全国来讲“一会一团”，在地方来说“二会”，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群众组织，他们都是“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如上海教区目前的“统筹委员会”也是这个格局，目的是使教会开展日常的教务活动。

  六、我们应有的态度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极应相信党、相信政府、信赖党、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政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接受政府对宗教的依法管理。这才是我们福传的应有之道，才是天主教在我国，在上海的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