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代中叶之后，道教越来越被挤到社会的边缘，这种被边缘化的历程，在近代的社会剧变中，有了加速的趋势。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道教界人士曾希望对自身的状况作出一些改变，也曾明确提出道教要适应时代要求。然而，由于没有必需的心理和文化知识上的准备，因此始终无法与新的文化系统对话。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一些道教界的领袖陆续发表论著，其中有些便涉及到教义思想如何适应时代的思考。从历史经验看，只有新的理念才能对一个时代的信徒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引起人们的亢奋，有时甚至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我们的时代已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社会是正在转型中的社会，如何适应时代？在当代社会中，道教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带了这些问题和疑惑，《上海民族和宗教》杂志主编陆纪鸿专访了上海道教协会会长吉宏忠道长。

文化自觉与道教的当代社会角色

----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吉宏忠道长访谈录

陆纪鸿：近代以来，道教日趋式微衰落，究其原因，坊间众说纷纭。很多人都强调，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在内的诸多历史动荡，导致道教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而元气大伤，至今都难以全面恢复。对于这样的论断，吉会长，您是怎样看的？

吉宏忠道长：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道教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之中，其中的尊道贵德、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济世度人、劝善养生等教义思想及道术修炼体系，是对中国人美好愿望的升华与践行。道教数千年来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与信奉，不会是无源之水，更不会是空中楼阁。唐宋元时期，道教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影响力，都达到了繁盛的高峰。遗憾的是，明代以后专制皇权的强化，特别是清乾隆中，由于统治者文化与宗教政策的调整，对道教取贬抑的态度，使得道教失去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道教精英人物的数量锐减，除了黄老道家和丹道仙学等在有限范围内有所研修、传承外，道教文化的广大精微之处一直没有被系统地发扬光大，思想理论更没有继续应时而变；相反，道教与民间宗教及巫觋之徒日益难分界线，从而使得弊端丛生，糟粕的内容流衍不绝，各类旁门左道、怪力乱神及奸骗惑人之徒，多依附道教之旗号而行败道之劣迹。这就更加导致了道教声誉的下降与教团的衰败。

    清代中叶以后，作为中国传统“三教”之一的道教，已差不多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而这种边缘化的历程，又随着近代的华夏社会剧变而愈发加速。本来，社会急剧转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任何文化、宗教系统都不得不面对。关键在于要自觉到处境的变化，早日寻找应对的办法，包括调整自己的思路，找到新的生长空间。然而，近代道教徒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很难对自身的教义思想和身份定位作出适时的反思，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取向做出相应的调整。于是，在突然出现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面前，道教较为缺乏心理和文化知识上的准备，更极少有人与新的文明系统对话。当然，先辈们也曾希望对自身的状况作出一些改变。如在1912年，部分道教界人士倡议成立道教会，并在《道教会宣言书》中公开声明：“文明无止境，道教之进化亦无穷期。”明确提出道教要进化以应世的构想。然而，这一构想如何具体落实到文化建设中，则不是当时道教界的整体力量所能企及。相反，自民国以来一个世纪的漫漫岁月中，除了像陈撄宁先生等少数杰出人物，从整体上说，道教自身因循保守，未能与现代文明接轨并行，缺乏创造力，这就直接导致了其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声音，一直是较为微弱的。

陆纪鸿：您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近代以来，道教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表面上看与社会大背景有关，但从根本上加以分析，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

吉宏忠道长：的确是这样。如果说，道教在晚清、民国时期没有遇到好的外部环境，无从立足进取，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道教可以说是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无疑，近三十年来的道教面貌可谓是日新月异，其规模与影响也远非近代可比。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教内人士还是社会民众，仍然对道教的现实状况有所忧虑和疑惑。比如：许多道观的功能较为单一，很多仅仅是“香火庙”或“道场庙”，而缺乏心灵精神层面的引导；道士文化总体上素质仍然较低，难与当代日益广泛的高等教育人群接轨；某些宫观场所沾染了拜金主义的不良风气，变神圣的道场为市场；特别是道教弘扬传播的力度大大不够，与此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存在着重术轻学、庸俗应世等问题，这些都极大消解了玄门道法的庄严性。总之，当代道教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对自身发展目标缺乏清醒认识，不知本旨是什么，所求是什么，所以，道教的现状无论是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比，还是与其他宗教的发展态势比，都有着很大的差距。道教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一般民众对于道教与道士，有时甚至还会受到某些武侠小说或影视剧中扭曲表现的影响、误导，产生片面的理解。作为一名道士，我本人对此也相当忧虑：若不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缩小道教徒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那么奢谈道教的健康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陆纪鸿：您对当今道教界的现状分析很透彻，也很深刻。道教的传统确实相当古老，它与现代文明之间，既有历史性的差距，也有价值性的结合点。历史性的差距，是由社会文明发展的阶段性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清醒而正确地认识差距，并通过努力予以克服。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总体宽松的文化大背景，您认为，道教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塑造自我，从而走出现有的困境？

吉宏忠道长：我觉得，关键问题在于，近代以来我们的道教一直缺乏文化上的自觉，不能从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去把握自身的命脉，从而也就缺乏了对本宗教全面而合理的定位。我这里说的“文化自觉”，是借用中国德高望重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的话。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费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不断反思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而有此精辟见地。而这对于当代道教的转型，同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坦白地说，道教现在非常需要有“自知之明”，需要认真总结自身的文化历程，并结合当代的新环境而发展其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推动道教的真正复兴。通俗地讲，当代道教徒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想清楚：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这样才不至于找不到前进努力的方向。

陆纪鸿：套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论来谈道教，确实非常贴切。有了文化自觉，才有可能上升到文化自信；缺乏文化自觉的自信，只能是一种盲目和可笑的自信。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文革结束后，道教界和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肯定道教价值的，往往引用1918年鲁迅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并以此出发，力图为道教正名，为道教学术显扬。我倒是觉得，以这样一种依傍文化名人，甚至是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肯定道教，对道教本身的发展未必是件好事。对这个问题，吉会长，您又是怎么看的？

吉宏忠道长：这句话，学界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定论。作为道教徒，我觉得对此应当有一种心平气和的历史心态。当时的中国处在近代新旧政治体制和中西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绝大多数国民还沉醉于历史上的辉煌，不承认落后的现状，而且拒绝向当时的先进文明学习，用鲁迅的话说是“麻木不仁兮久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吃人”的，对传统的学问名物他也都带有戏谑的讽刺。在我看来，他的目的是想用愤激之言彻底打碎国人的幻想，唤起民众的觉醒。这虽然有点偏激，但也确实是当时社会亟需的一剂“猛药”。考虑到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话确实不宜在今天人为地加以拔高。不过，我们倒是能够从这句话中得到不少启示：既然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如此深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道教与今天的中国人不断疏离的呢？面对此问题，今天的道教徒应该从哪些方面正本清源，多做有益的事情呢？我认为，当前道教界最迫切的就是要对自己的思想传统进行梳理，把“道教真精神”提炼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教理教义进行与时俱进的阐释，这才是富有建设性的事情。

陆纪鸿：“矫枉过正”是五四时代特定的表达方式，其目的在于“呐喊”，在于“振聋发聩”，在于唤醒沉睡的国民；但“过正”之后，则必须回复到“正”，“过正”只能是一种手段，但决不是一个结果。否则，就如同我们倒洗澡水，却将婴儿一起倒掉一样荒唐可笑。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道教的文化自觉，本质上就是如何对道教文化遗产进行“扬弃”。您觉得是么？

吉宏忠道长：是的，对道教文化进行梳理和扬弃，这也是我们当代道教徒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道教文化的伟大和灿烂，沉浸在往昔仙真祖师的辉煌成就之中，并刻意将道教打扮成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不能去触摸和动摇，那么它的价值也就只能停留在“古”字上面，成为供今人观赏、研究甚至追悼的文物。道教精神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应物不迷、与时偕行，所以今天的道教徒需要放开眼量，站在弘扬大道的层面来反思：道教在新时代需要“扬”什么？“弃”什么？如何辨识浊清，激励风节？当代的一些道教徒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某些有益的探索，我这里想特别强调：道教需要“扬正信道教，弃民间邪法”，也就是说，要将大道为信仰，三洞四辅为基本经典，授箓传戒为基本师传方式的“正统道教”真正树立起来，而将种种掺杂了邪巫杂术，似道而非道的东西，彻底清理出道门，以维护道教的清净庄严，避免邪法败道。按照明代张宇初天师在《道门十规》中的说法，“太上立教之本”是“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修道之士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这就是树立道教的正信。唯有正信，才能继而产生正见，发起正行，也才能具有对道教文化进行扬弃的慧眼。

陆纪鸿：的确是这样。长期以来，社会大众仅仅从影视作品中看到了被扭曲的道士画符驱鬼、争霸江湖的形象，或从现实生活中瞥见了以测字、算命、看风水为职业牟利的某些“道人”，这一切都不利于对道教形成正面和庄严的认识。如能对道教进行全面的疏理与合理的“扬弃”，那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革新，也可以说是道教在当代社会中角色扮演的重新定位。对于这种“角色定位”，您有哪些思考？

吉宏忠道长：我想，作为道门弟子，首先应坚定对大道的根本信仰。离开了这一根本点，道教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失去了不可替代性，变成只是随波逐流的无根草，那么道教无论扮演任何角色都永无希望。在此基础上，道教应充分观察和思考世界文化的变迁大势，社会人心的现实情况，从而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身份，进行合理的定位。道教的社会角色，从某种角度说，也就是道教徒的社会角色。所谓“人行大道，号为道士”，这是祖师爷告诫我们需要遵循不变的准则。在此基础上，道士应首先成为传承道脉、修己悟真的神职人员，其次应是广宣教化、劝善度人的教师，更应成为心怀慈爱、济世扶弱的慈善家，还可以是劝导养生、治病救人的医家……这些或许在当下的道教界尚难以完全实现，但至少需要以正直精诚的道心，去促进道教徒不断地成为充满“正能量”的社会角色。

陆纪鸿：您谈到的这些思考和建议，我想，对当代道教会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上海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充分交汇的大都市，也是近代道教谋发展的重要区域。62代天师张元旭曾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中国道教协会原会长陈撄宁的仙学思想，便是以上海翼化堂善书局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及《仙道月报》为主要阵地。上海有良好的传统资源。在当代也一直走在全国道教的前列。根据上海的这些特点，您觉得上海道教界还可以为道教现代化作出哪一些的努力？

吉宏忠道长：上海本身并没有诸多的洞天福地和悠久历史，作为百年来的道教重镇，多是拜上海滩近代的崛起和辐射所赐。特别是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上海道教徒可能更多地会去思考道教现代化之类的问题。以我上面提到的“教义阐释”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德高望重的陈莲笙老会长陆续在《上海道教》上发表《道教徒修养讲座》，其中除了讲述坚持道教的传统信仰，更提出道教思想的现代化问题。其后，这些讲座稿和其他一些论文，合编成《道风集》一书正式出版，在上海乃至于全国道教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显示了当代道教徒开始对道教教义新阐释进行关注和反思。基于此，上海道教界于2002年11月筹划举办了“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就道教教义及其现代发展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会后以《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为题结集出版。

会后十余年来，上海道教界坚持不懈地探索教义及文化发展问题，组织出版了《现代视野中的道教》丛书多本，并正在与香港蓬赢仙馆和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合作，编撰道教神学系列丛书，以期待能够为今后道教的新转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还着手组织编纂六卷本的《正一道教史》，并已在2011年召开了一次国内学者参加的“正一道教学术研讨会，过了二年，又于2013年11月召开了“正一道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海内外道教学者云集，充分展示了道教文化研究的坚实力量。

陆纪鸿：推动一个团体的进步与发展，理论上的思考与先行是必须的，但任何变革都不可能是有了一个完美的理论之后再开始稳步推进，罗尔斯的正义论重视公平，边沁的功利主义则强调效率。没有一种理论十全十美。当代中国社会是正在转型中的社会，如何适应时代，改变自我？这对道教界来讲是一个大的课题，吉会长，您觉得上海道教界可以在哪些方面实施一些更为具体的举措，来推动当代道教的新发展？

吉宏忠道长：道教的文化自觉和合理角色定位，归根结底离不开道士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所以，当前道教要想健康发展，除了前面讲的需要对道教教义思想进行梳理并作出与时俱进的阐释之外，首先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为此，上海市道教协会将办好上海道教学院，培养合格道教人才，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上海道教界愿倾全部之力，力图打造国内外一流的道教高等学府。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办学的基础上，上海道教学院首届本科班已于2013年2月正式开学，共有50名道门学子在此深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修炼，新一届的道教学院学子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上海道教学院的社会公众部，还承担起面向社会大众普及道教优秀文化的重任，已成功举办了三次讲道班和养生班。位于闵行区的上海道教学院新校区，也在规划设计中，预计2014年底左右开工建设。新建的道教学院将以本科教育为重点，每年招生，学生总人数争取达到300人的规模。

    其次，要加强教风建设，严格道士队伍的管理。上海道教目前以正一派为主，正一派道士本身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双重属性，如果疏于自身建设和严格管理，道士队伍极易出现信仰淡薄，甚至于职业化的倾向，一些人只会想到世俗的利益和责任而忘记了神圣的教职和使命。为了加强道士队伍的管理，保持道士队伍的纯洁性和神圣性。上海道教界以教职人员身份认定备案为契机，制定了《上海正一派道士传度规定》、《上海市道教协会教职人员身份认定办法》、《上海市道教协会教职人员身份认定年度检查办法》。同时为了端正道风，规范约束道士的行为，做到道俗有别。上海道教还制定了《上海道教清规榜》，张贴在上海各道观的显目位置，接受信众的监督。

再有，道教界要积极践行济世度人的教义思想，大力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承担应有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为此，上海道教界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如：上海城隍庙成立了慈善专项基金和慈爱功德会，搭建平台，组织信徒参与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并举办道教慈善为主题的论坛，以联合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商讨道教慈善发展的大计。沪上各大宫观，也都尽自己的能力，开展各类慈善活动。我们今后还将考虑把慈善活动与心灵教化结合起来，使道教的慈善理念更加落实为自觉而方便的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这个精辟的论述出发，我相信，由中华传统文化孕育而成、有着深厚中华历史文化底蕴的道教，一定能够在“中国梦”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她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坚信，随着更多道教徒的文化自觉与努力践行，也一定能够推动道教在当代的复兴。对此，我充满信心。当然，在这过程中，除了需要道教界的共同努力外，还需要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襄助和支持。所谓“吾道不孤”，相信古老的道教一定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