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本土化”与爱国主义精神
编者按: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后,以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在中国生存与发展,始终困扰着中国天主教会。从利玛窦到现在,时间跨度400多年,期间,争论不断。要不要适应本土文化?要不要爱国?不同时期,不同特点。此类争论,虽曾引发“礼仪之争”及“百年禁教”,但也有对利玛窦传教路线大张旗鼓的平反与反思。然而时至今日,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争论依然存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些问题究竟应该如何思考?带着这些问题,《上海民族与宗教》杂志主编陆纪鸿与上海天主教会各个团体负责人、神职人员展开了对话。
天主教“本土化”与爱国主义精神
陆纪鸿:据史记载,基督宗教先后四次传入中国,最初二次传入,今天看来,最多只剩一些历史痕迹,与现今教会应该没有多大关系,而400年前,也就是在明末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其适应中国文化的独特传教方式入华传教,才真正拉开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序幕。然而任何事物,利弊总是相随相伴,独特的传教方法,传教成功了,却也引起了教会内部的极大争议,并最终引发所谓“礼仪之争”以及“百年禁教”。对于这些陈年旧事,今天好像已是尘埃落定,无论罗马教廷还是中国的教会人士,都已完全认同了利玛窦,认同了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可从中国天主教会的信仰实践看,这种“礼仪之争”似乎又并未真正消停。天主教在中国要不要本土化?要不要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两种意见,南辕北辙,正宗不正宗,大帽子乱飞。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思考?
沈保智:当年利玛窦到中国,以中国文化来图解天主教,图解天主教礼仪,得到了包括徐光启在内的大批士大夫的认可,利玛窦也被称之为西儒。而利玛窦一去世,其接班人龙华民立即推翻了利玛窦传教模式,全部照搬西方礼仪。此举立即引来了非议和朝廷的打压,大批传教士被捕入狱。如无明未动乱,徐光启借机恳请释放被关压的传教士们,中国天主教会恐就此一蹶不振。当然如此,也就无所谓此后清初的“礼仪之争”了。通过此次教训,耶稣会内部思想得到了基本的统一,在中国传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有了这种意识上的调整,天主教在中国又有了新的发展。然好境不长,康熙年间,以讲究纪律严明而著称的道明会士和方济各会会士进入中国内地后,即指责利玛窦传教模式为“异端”,此举再次拉开了所谓“礼仪之争”帷幕,并直接导致“百年禁教”。三百多年后的今天,罗马教宗已向中国道歉,罗马教廷也已为利玛窦平反。应该讲,有了二次反复教训的中国天主教会,对于本土化或者适应当地文化不应再是个问题。为什么在今日中国仍然争议不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犯这样的错误,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教友,对历史与现实,往往很无知。他们认同利玛窦的传教路线,以为所谓的利玛窦传教路线,无非就是穿儒服加敬孔与祭祖。而适应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与文化则是两码事,这是对教会正确信条和古老传统的一种叛离,是对当代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精神的致命妥协。
吴建林:“礼仪之争”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风浪,并留下如此众多后遗症,说到底,无非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天主教礼仪,是站在西方角度看,还是站在中国本土角度看。站在西方角度,中国式的礼仪必然是四不像、是异端。我们不能说龙华民或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会士们是故意和利玛窦的传教模式过不去,但至少,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存在问题的,他们以西方的立场,西方的思维模式来透视、来评判中国礼仪,结论或许只能是如此。利玛窦神甫的伟大之处在于,同样作为西方人,他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今天部分信徒的可悲之处在于,身为中国人,却习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问题。这种明显带有地域色彩的思考问题方式,与其说是纯洁中国教会还不如说是误导中国教会未来的方向。
陆纪鸿:确实如此,2009年年底,上海教区老主教金鲁贤曾写过一篇题为《利玛窦颂》的主教牧函。记得牧函大意是:利玛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宗徒,关键在于他严格遵守了他的长上范礼安对他入华传教的要求:“到中国,成中国人,不要使中国人成为外国人”。而之后,中国天主教会步入绝境,这并非康熙皇帝的无情,而是利玛窦的接班人龙华民以及后来的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会士的无知。背叛利玛窦传教路线,自以为是,挑起“礼仪之争”,看似为纯洁中国教会,而实际上却是将中国教会引向死路。
如果说利玛窦的成功,在于他将自己变成了中国人,那么龙华民以及后来的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会士们的失败则在于他们试图将中国人变成地道的外国人。两种行为,两种结果。对此,金主教的总结是:“自古以来傲慢和偏见一直是和谐进步的大敌。领导也好,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教会也好,常应反省,克服,才能有所进步。”
任何组织,常反省才能进步,常反省才能超越。中国天主教会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它的反省点究竟又在哪里?
沈保智:中国天主教会必须走出思维与行为的怪圈,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各种理由来纪念利玛窦,以此表达对先人的景仰,但另一方面则又在做类似于当年龙华民或道明会、方济各会会士们所做的,就如金鲁贤主教在《利玛窦颂》中所说:“纪念一位圣人,不只歌颂他,更应效法他。我们效法利公什么?”显然,今天穿儒服祭孔早已不合时宜,那么,我们效法什么?这恐怕也是部分虔诚信仰者的困惑所在。认同利玛窦传教方式,决不仅仅只是形式认同,关键是理解他的思想,学习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又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适应”二字,适应一地文化,而不拘泥于千年前的礼仪。其实这种精神,往前追溯,宗徒时代就已明确。教会第一次大公会议――耶路沙冷会议争论的核心就是:到外邦人地区传教,要不要将犹太人的信仰规矩“割礼”强加给外邦人。当时争论后的结论很明确,到外邦人地区传教,必须适应外邦人的文化。“割礼”只是一种信仰形式。同样穿儒服祭孔也是一种形式,是对400年前的社会文化的适应。而400年后的今天,中国天主教会适应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文化。
陆纪鸿:重视宗教礼仪的外在形式,而不问宗教所追求的核心精神,这是部分“虔诚”信仰者的通病。当年耶稣基督首要反对的就是这种貌似正宗,貌似合理的行为。圣经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门徒们饿了,掐起麦穗来吃。法利塞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允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读过达味和他的随从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他怎样进入天主的殿,吃了供饼,而这不是他和他的随从可以吃的。”这段故事清晰的表达了一种观点:任何信仰形式都是为信仰目的服务的。那种将信仰形式看成高于一切,那怕这种形式已背离了信仰目的,仍要坚守,这是典型的信仰形式主义。这种信仰形式主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有害的。因此耶稣基督的结论是:“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安息日造的。”在当今中国天主教会如何才能真正效法耶稣基督,反对宗教上的形式主义,从而推动中国天主教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吴建林: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教友,如果对信仰的精神、信仰的核心理念不清楚,那么,他们对信仰形式上的追求必然与他们的虔诚程度成正比。越虔诚就必然越热衷追求形式上的固定不变,也越无法容忍形式上的丝毫变异。对于任何的变异,他们的反应都会十分激烈。当年,在中国推行弥撒中文化时,最初的阻力就是来自虔诚的老年教友。今天,教会内的一部分人,一方面肯定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而另一方面又反对教会的任何适应社会的革新,其深层次的原因也在于此。
陆纪鸿:信仰形式主义是种思维的隋性,这种带有偏见式的虔诚,造就的必然是唯我独尊,排斥一切。这种行为的结果,最终伤害的只能是教会本身。我们可否这样认为:五十多年前,罗马教廷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正如若望二十三世用“打开窗户”的说法来比喻“梵二会议”的召开,倡导要“让新鲜的空气吹进我们的教会”。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神职人员,言必称普世价值、普世教会精神,但当代普世教会精神的核心体现———“梵二会议精神”,在中国却似乎少有人认真理会。这样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混合体,在对待利玛窦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既肯定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又反对与社会相适应。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看清这种现象的有害性,这并无助于中国天主教会的进步。关键是,为什么在当今中国会产生如此奇异现象?只有找到病根,才有可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沈保智:热衷于信仰形式主义者,典型特点是喜欢用外在的虔诚来掩饰内在的对信仰真谛的无知。我们可将其称为思维隋性,或者说思维定式,而更多的人则是将这种思维模式称之为保守。但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类型的保守?保守一词,在我们的概念中,应该用在老年人身上,这似乎较为确切。但中国天主教会的问题是:这种保守现象在年青人身上同样表现得相当突出。六十年代后,罗马教廷的窗是打开了,开始成立各种秘书处,如无神论秘书处,有神论秘书处等等。同各方面真诚对话,进行自我修正,如从“教外无救赎”到“教外同样有救赎”等等,从而获得了方方面面的认可。然而,这些新思想,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中国天主教界形成新的共识。相反“梵二会议”中形成的种种决议,在中国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又一个时髦的、无内含的新名词。一些神长、教友的思维模式,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梵二”之前。因此,这种既肯定利玛窦传教路线又反对与社会相适应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超鹏:这种只顾宗教的外在形式,而不问宗教所追求的核心精神的现象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教会不断批评的,耶稣在圣经中就严厉批评过如此度宗教生活的法利赛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与以往传教士的不同,首先是,他努力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把自己的生活中国化,如先穿僧服、讲汉语,后学儒学、穿儒服等,这为他在中国成功的传教生涯奠定了基础。利玛窦传教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所走的“中国化”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他主张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主动结交知识分子和官绅,由此取得最高统治者的准许在中国内地居留,然后在这样的条件下传播福音。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以十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俗,甚至处处表现为一个向往仰慕中国化的洋人,如此,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乐意和他往来。这种传教策略,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现代研究天主教史的学者们则将其概括为传教士的“适应政策”。刚才陆老师的问题中所说的有些神职人员一方面认同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却又坚决反对与社会相适应,这种在同一人身上体现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我们不能简单的定论,这是种思维逻辑的分裂。但至少,这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二个:
一是改革开放后祝圣的神父(神职),虽经修道院近十年的培养,但由于进修院时文化起点较低,他们大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因此,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难免狭隘,有时可能会偏激。在对待教友时,不少神父缺乏循循善诱的精神,而是动辄以教友听神父的、神父听主教的言词来要求教友服从。这一方面固然可在教友前面快速确立自己的权威,而另一方面也可遮掩自身学识与修养的不足。
二是现在的神职人员基本上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修道院学习的,尽管时间已到了20世纪末,但他们在修院学习的内容却基本是50年前,也即梵二会议之前的内容。梵二会议前的教会管理模式是“金字塔”式的,但梵二会议后,教会的管理模式改为“同心圆”式的,就连现任教宗方济各也任命八位枢机主教协同他一起管理教会。当年,梵二会议的召开,其目的就是打开教会的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放平心态,与社会对话,与社会同步。然而30年前的中国修道院中的这种梵二前的教育模式,必然的后果是使那时毕业晋铎的神父们无法吸取梵二会议的现代精神。30年前,修院恢复时各修院圣召爆满,毕业人数也很多,一下子产生了一大批神职人员,极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教会神职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现在这一批神职人员往往在各教区担任主要牧灵及领导任务,他们中一部分人晋铎后仍旧保持着谦虚好学的精神,认真研读梵二文献,但仍有不少神父可能由于牧灵工作繁忙、或年龄的关系,只是知道梵二会议,但却没有学习领会梵二会议的精神,于是导致一些神父既不适应社会的进步,同样也不适应教会的进步。在这样一种情形中,在对待利玛窦的适应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心态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上述情况如果仅仅只是部分神职人员的内在心理活动,到还可以理解,但如果他们进一步将这种思想意识作为自己牧灵工作中的资料,那受伤害的必然是教会自身。
陆纪鸿:一个能够取得不断进步的社会组织,往往能从历史的经验与中吸取养料,从而避免重蹈覆辙。无论200年多前中国天主教会的“礼仪之争”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梵二会议”。如果我们能不加偏见的思考,这两者已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200多年前的那场“礼仪之争”,现在结论已很明确,无论罗马教廷还是中国天主教会都在赞扬当年利玛窦的睿智与勇气。而当年的胜利者,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会士们,已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人关心他们的姓名。相反,我们只是在说,假如没有这样一批食古不化,冥顽不灵的传教士,中国天主教会今天将会如何如何。其实,与其抱怨古人还不如立足于当下,着眼于防止教会内产生新的“礼仪之争”。
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正因通过“梵二会议”的洗礼,并以开放、包容一切的心态与不同信仰、不同教会、不同组织交流、以对话取代对抗,天主教会才重新恢复它的生机。可以说这次会议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时代里,天主教会应如何适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其实,50年后的今天,这一命题同样适合中国天主教会,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教会应如何改变自身面貌?如何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共行?
高超鹏:知识与信息的缺失是任何人进步的大敌。“梵二会议”后,罗马教廷的窗是打开了,欢迎批评,与各方对话。但中国神职界的窗却并未彻底打开。一些年轻神职人员,年龄是轻的,但思想却是陈旧的,依然停留在“梵二会议”之前。中国天主教会要进步,要发展,必须改变现状,跟上时代的步伐。我认为天主教上海教区应针对不同群体,不同思想,举办各类培训班。长期班与短期班同步,专题班与普及班并举, 既办神职人员学习班,也要办教友学习班。有人说“梵二会议”后的时代是教友时代。当今中国天主教会,只有神职人员与教友共同进步,彼此督促、彼此共勉,中国天主教会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吴建林:要推动天主教上海教区的健康发展,必须学习,但学习什么?学习重点在哪里?这是一关键性问题。历史是一面镜子,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不仅仅能使人知道历史的兴衰、社会的变迁,更能使人感悟历史在其演变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获得启示。从世界的这视角看,我们要学习,要了解天主教会如何从“梵一”走向“梵二”;从“保守”走向“开明”;从与世界的“对抗”走向“对话”,而看中国,则应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兴与衰,内部的冲突与外部的约束甚至制裁作认真的思考与总结。我国一些天主教信仰者至所以在同一问题上反复折腾,关键就在于,很少对历史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总结,更不要说反思。我们更多的只是对一些自以为能接受的历史观进行图解,对于问题,则避重就轻。这样,历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姑娘,这样的历史,只能是扭曲的历史,误导人的历史。其实,从另一角度看,《圣经》就是教会史,就是耶稣的传教史,宗徒们的传教史。我们重视《圣经》;学习《圣经》;研讨《圣经》,从根本上讲,就是通过学习这样一段特定的历史,从中获得启示,感悟我们的人生,并在这一过程中少一些偏执,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自我意识,多一些真诚。具体讲:我们在管理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更多的采用民主办教的模式,集思广益。对于市级层面的问题,四个市级团体:教区、爱国会、教务委员会和知识分子联谊会要共协商,共决策。而区级层面的问题,应尽可能发挥区一级爱国会作用,团结信教群众,协调政府与堂口的关系,全面推动文明场所的建设。“梵二会议”精神早已明确,教会图像已不再是一个金字塔,而更象是一个同心圆。在这个圆中,教友与神长一样有权利和义务,共通参与教会管理。一个地方教会,神长与教友,唯有同心同体、开拓进取,才能办好教会。
陆纪鸿:,“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因讲此话而成名。其意义在于,当代人总能从历史中感悟出生活的真谛。明末,受利玛窦影响,第一批受洗入教的信徒,主要是以徐光启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利玛窦传教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在徐光启等知识分子的眼里,这些西方来的传教士是“西儒”,他们信仰天主教的深层次目的,是希望中西文化通过交流、交往并进一步交融,最终完善儒家文化,即所谓“补儒”,从而真正达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目的。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是上海天主教会内的知识分子群体,朱会长,作为这一特殊群体的会长,您又是如何理解第一代天主教知识分子对信仰的这种思考?
朱昌: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第一代天主教知识分子看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信仰者,不可能将自已的信仰与自己祖国文化对立起来。相反,传承与弘扬祖国文化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是他们信仰的担当,也是他们信仰的使命。其实,17世纪,徐光启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如此,20世纪,上海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教友,北京的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教友同样是如此。将信仰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并致力于提升本土文化,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之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语,可以说是对这种“信仰本土化”观点的进一步肯定与完善:“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利玛窦神父确信信奉基督,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相反会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善……”作为天主教会内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认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传统,让更多的知识分子教友,更深刻的领会“梵二会议”精神,将信仰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弘扬中国文化。
陆纪鸿:“梵二会议”后的教会更加强调其自身是为全人类工作的服务性团体,作为天主教会内的知识性团体---知识分子联谊会,如何利用其知识上的优势,为社会提供服务以及做好服务社会的宣传?
朱昌: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从---?成立开始,其工作的主导思想就是利用自身知识上的优势,为社会服务,为广大信教群众服务。这些年来,我们组织知联会内的医务人员,深入农村,巡回医疗,进入堂口,定期医务咨询。同时组织各类知识性讲座,拓宽教友视野,提高教友修养。我们始终这样认为:作为一个以知识分子命名的社会团体,服务人群、传布知识、作光作盐,这是它的使命所在,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未来,我们将不断的完善自我,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
陆纪鸿: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一个只顾自我,而不顾他人,只顾团体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这样的心态,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肯定是没有前途的。然而,天主教会内至今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天主教爱国会做的事都不错,只是爱国会的名字有些刺耳,有些不合时宜,不象教会组织的名字,如果把名字改了,那么参加的人一定会很多,对此类质疑,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思考?如何正确回应?
瞿美珍:为什么天主教爱国会这一团体名称始终存在着争议?其实,大多数神长、教友都清楚,争议焦点并不在爱国会的组织行为,而在“爱国”两字之上,争议一方的目的和理由,同样十分清楚:“天主教会是一信仰组织,与政治无关,更与爱国无关。”将爱国会改名为诸如“公教进行会”之类才是妥当的,合乎时宜的。
天主教会是否应该讲爱国?天主教信仰是否与爱国相对立?天主教会内是否确无国家的概念?记得西班牙枢机主教梅西埃就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公教将‘爱国’观念立为法典,凡非纯全爱国者,即非纯全的信友”。美国第一个主教区巴尔的摩教区大主教,也是美国第一任枢机主教吉本斯也向信徒反复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上帝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宗教和政治信念是:忠于上帝的教会和我们的祖国。”上述事例表明,爱国与信仰无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会产生如此奇特现象?如我们进一步考察外国传教士的在华表现,或许从中能找到问题的答案。1840年后,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来沪传教的主要是法国籍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身在异国它乡,但他们并未因此忘记自己的祖国。在堂里,他们挂法国国旗、唱法国国歌、庆法国国庆,并且要求堂区里的中国教友们和他们一样,挥舞法国国旗,唱法国国歌,庆法国国庆。传教士在异国乡他,在中国的天主教堂里,表现一些爱法国的情怀,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些外籍传教士一方面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爱国,另一方面则信誓旦旦告诫中国教友,信仰无国界,信仰中无狭隘的国家概念,要有广博的大爱。
这种明显带有殖民色彩的说教,误导了一代又一代虔诚而善良的中国教友。至使今日中国天主教会内,一些神长与教友的国家意识模糊,甚至将信仰与爱国对立起来。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并自始自终强调爱国主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根本原因所在。
陆纪鸿:对法国传教士的做法,我想大多数人会欣赏他们的爱国情感,但决不会苟同他们这种超越爱国情怀的殖民主义者心态以及类似殖民主义者的做法。但我也曾听到了这样一些议论:教友是一国公民,当然要爱国,但爱国具有政治属性,而信仰具备的则是宗教属性,两者本属完全不同的领域,不该相互交错,更不该在传教的过程中或在信仰内夹杂着与宗教完全不相干的爱国情感。更何况,耶稣曾明确告诉世人:“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吴建林:“爱国”这本是天主诫命。《玛窦福音》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法利塞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耶稣说:你当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仿,你当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全部律法和先知都系于这二两诫命。与此相对应,《若望一书》中另有这样一段话:“凡说:“我爱天主”而恨他的兄弟者,就在撒谎;看得见的弟兄,他尚且不爱,看不见的天主,他怎能爱呢,凡爱天主者,也必须爱他的弟兄,这是我们从天主那儿领到的诫命。”在这二段经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爱天主的前提是爱近人、爱兄弟,如果一个人既不爱近人,也不爱兄弟,而自称爱天主,那这人肯定是在说谎,那什么是近人,近人是一相对的词,相对外族人,本族人是近人,相对外国人,本国人则是近人,因此,在许许多多的国家里,爱国是爱天主的前提,每个人都很清楚,一个连有形的祖国都不爱的人,它决不可能爱看不到,摸不到的天主,爱国是天主的诫命。爱国是一个有信仰者的最基本要求。
沈保智:现在的一些神职人员和教友,心中缺失国家的概念,恐怕与他们的学历、经历有关。我年轻时,在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影响下,可以说也没什么国家的概念了,更谈不上爱国。然而抗日战争暴发后的一系列事件深深刺激了我,并开始对“爱国”二字有了全新的认识。1932年,东北地区伪满洲国成立,此后,梵蒂冈对伪满洲国公开承认,并任命吉林教主教高德惠为罗马教廷驻伪满洲国代表。再之后,伪满洲全体主教在报上公开联名刊登布告,不许天主教徒“有违反满洲国之言行”。今天我还留着此份布告的内容:“兹于圣教及全体教民利益目的之下,满洲国全体主教特来奉天,依圣教条例集会,会场上满洲国教民均有服从决议或教律专条之义务,因此对圣徒保禄之弟子垂训曰:“汝须知之,虽说教民他是属于皇帝长官臣下之人当服从教规,不许违反,必须尊此。凡有违反满洲国之言行者,力求避免,竭力爱国,依此表率对天主教虔敬,祈祷皇帝万寿无疆,国泰民安,圣教及教民康泰,尔等洞悉思维,全体主教深切苦言,再度申明此意,仰我全体教民谨此严尊。”此事对我刺激极大,国家概念也一下子清晰起来。任何人,失去了国家的庇护,无论有信仰还是无信仰,只能是一个亡国奴,而不可能有任何的地位与尊严。我们的教会,应让更多的神长与教友,全面、真实的了解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史。我相信,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如果真正了解了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对“爱国”这一神圣的字眼一定会有新的感悟。
陆纪鸿:中国近代史上的这样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史,既给后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众多后遗症,但同时,这样一段特殊的屈辱史,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就此奋起,并成为坚定的爱国者。上海天主教爱国会是在50年代反帝爱国运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成立的,今天,我们在坚守爱国理念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挥爱国会的作用?让更多的神长、教友理解“爱国与爱教”的同一性,并参与到爱国会的工作中来。
瞿美珍: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区两级天主教爱国会一方面坚守“爱国”理念,积极引导广大神长、教友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每年,市爱国会举办各类培训班,如普通班、提高班以及专题讲座等等。聘请各方面专家授课,讲授国情、教情,让更多的神长、教友,通过培训班这一特殊窗口,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教会,从而认识自我,提高自我、把握自我,并在各项工作中主动与社会相适应。而另一方面则积极协助上海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天主教上海教区做好各类教务工作。每年五月,市、区两级爱国会全力以赴,做好佘山朝圣工作。朝圣前,市爱国会对内对外协调,召开区、县爱国会主任会议,摸清情况,布置工作。与政府沟通,与教区联络,确保道路畅通,朝圣安全。而佘山圣母大殿所在地松江区爱国会则年年组织大批义工,经培训后,山上山下巡视,确保各地朝圣队伍登山有序与安全。其它区、县爱国会更是提前安排车辆,精心组织,确保朝圣当日的安全与顺利。平时,市爱国会通过各种方式,协调各区县爱国会的工作,而区县爱国会则通过各种方式,关心教友,帮助教友,并积极参与堂口的管理。当然,目前,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仍然是困难多多,这些困难主要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内部人材的匮乏;二是外部舆论的不理解。但我相信,任何正义事业,虽经磨难,但终将成功,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神长与教友,在与各级爱国会的互动中,逐步理解和支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动完善自我,主动与世界各国天主教会“爱国与爱教”并举的行为模式接轨。我也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神长与教友,会积极参与天主教爱国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服务教会、引导教友的神圣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