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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行

发布日期:2015-11-26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积极探索融入社会的方式,以开放的心态,关爱社会、拥抱社会,以合作的姿态,扎根社区,服务社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对于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定位,社会上始终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此,基督教青年会又是如何思考的?为了寻求答案,《上海民族和宗教杂志》主编陆纪鸿专访了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吴建荣先生。

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行

陆纪鸿:近年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社会服务领域做了不少的事,也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对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定位,社会上始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基督教青年会尽管被冠以基督教三字,其实,它与基督教并无多大关系,它只是一个主要由青年人组成的服务型社会团体。并且在这一服务型团体中,也只是部分服务人员信仰基督教,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吴建荣总干事:基督教青年会提倡包容,但决不是一个无信仰的与基督教无关的社会团体。基督教青年会的行为模式在其成立之初就已确立。首先,它是一个超宗派性组织。1844年,英国青年基督徒乔治威廉与另外十一位青年基督徒在伦敦宣布成立基督教青年会(英文简称YMCA)。这十二名青年发起人,分别来自英国圣公会、卫理公会、公理会以及浸信会等不同宗派。虽然,他们的宗派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为实现共同理想走到了一起,身体力行,打破宗派分歧,超越宗派意识,以合一精神,不分宗派,建立超宗派组织。这十二位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人的理想,最终成了世界各国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基准。1973年,基督教青年会在乌干达首都康帕拉召开世界会议,进一步明确,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应吸纳不同信仰、年龄、性别及社会背景人士参加,扩大基督教青年会的包容性。其次,它是一个服务型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句话来自圣经马可福音10章45节,意思是人生来是为了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是,致力于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彰显耶稣基督的精神。同时,基督教青年会要求每一个义工及专业人员必须具有服务社会的精神。19世纪末,基督教青年会传到中国。1900年,上海正式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开展了包括平民教育运动、平民公德教育、科学知识演讲等等,并到农村开展服务,努力在兴办的免费理发、洗澡、图书阅览、健身房等服务中,创导社会福利。1949年后,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又响应社会变革要求,积极参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1984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与他宗教团体一样,恢复了活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原本是两个组织。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为更好的服务社会。恢复活动后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为整合资源,采用联合开展社会服务的形式,以两个独立的理事会领导下的干事部一套班子的方式进行活动。(为便于叙述,以下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并简称为青年会。)恢复活动后的青年会与基督教会一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停顿了十多年的事工传承下去。最初,青年会的自我定位是:服务教会与社会,其服务形式也较为单一。在服务教会方面,主要是举办一些合唱和指挥人员的培训班。为刚刚恢复的教会,提供合格的唱诗班成员。而在服务社会方面,则为刚刚进入开放的社会,开办英语培训、开展音乐欣赏讲座,如介绍巴赫、亨德尔等古典音乐的代表作品,激发人们对美好的追求。1994年,青年会进一步提出“走出西藏南路123号青年会会馆,扎根社区”的工作方向,把基督教合一的精神通过社会服务得到彰显。同年与复旦大学合作,建立“复旦社区中心”,为独居老人建立服务,包括早点供应、家政服务、组建合唱团、门球队等。开始了“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初步尝试。1996年,青年会受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委托,在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在浦东罗山街道正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由基督教背景的社会团体管理的社区服务中心---罗山市民会馆。有专家和学者称之为:这是中国政府向社会化发展走出的第一步。

陆纪鸿:基督教青年会从它成立之初就在努力尝试,一个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团体,怎样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耶稣基督的精神,引领社会进步与发展。上述一切,如果是在全民信仰基督教的社会里,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然而,在上海这样一个,尽管也以海派文化著称,但远远谈不上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地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会在浦东新区所做与所表达的,无疑会引发部分市民的疑惑、误解与不满。当时,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化解这些误解与矛盾的?

吴建荣总干事:作为一个团体,或者说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社会团体,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其自身定位确实很难。青年会自上世纪80年代恢复活动以来,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莫过于青年会自身定位问题。青年会前面有基督教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部分市民怀疑并指责青年会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宣教,而政府对此同样也十分的关注。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浦东罗山市民会馆开展服务后不久,青年会在市民会馆房顶上安放了一个很大的铜制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标识。我们未料到的是,标识一挂出,各方面反应强烈。老百姓评论说:这是基督教的会馆,我们不能进。老人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报道,讥讽称:会馆是解放前同乡会专门停放尸体和棺材的场所。街道社区活动中心使用会馆的名,显得不伦不类。而一些政府部门的干部则说,我出这么多的钱,这么好的设施给你们,你们挂这么大的标识,政府又到哪里去了?各种反弹、碰撞和冲突,迫使我们冷静下来思考,我们这个团体,到社区去服务,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实实在在通过参与社会变革中做一些事情,还是追求扬我们的名。而这一问题一想通,我们就立即将YMCA标识主动取了下来。然而,当我们想方设法取得社会认同的同时,我们“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口号,以及主动拆除YMCA标识牌的做法,在基督教会内以及在青年会的内部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员将其斥之为“没有信仰”的表现,把基督教信仰的表达的阵地丢弃了,甚至不承认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

陆纪鸿:部分市民认为基督教青年会借服务名义宣教,这不难理解。但是,如果说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人员,将“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行为,以及主动拆除YMCA标识牌的做法,指责为:“没有信仰,丢弃基督教会的精神。”这则有点不可思议。毕竟,青年会传承的是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传统,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并通过社会服务来彰显基督精神的团体。脱离了社会服务,其自身的价值又从何体现?从何谈起?

吴建荣总干事:为什么基督教会和青年会内部会有一些人对“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服务模式产生“没有信仰”的感觉?其实,这种争论,或者说指责。从基督教青年会在1844年英国伦敦成立后,就已产生。只不过当时论战的战场是在欧美国家,论战的对手则主要是基督教内的基要派。19世纪末,中国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后,这种争论也随之一起进入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基督信仰的国家,因此,争论的主题主要围绕着,要不要服务,为谁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并且,这些争论,比起欧美国家,更激烈、更极端。一些信仰者断言:凡不信仰基督教的,都是有罪的,要下地狱的。信徒与非信徒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合作的基础。同时,非信徒的善与恶也并无区别。为社会服务、普及教育、医疗工作是好的,但不是“福音”,甚至可能毁掉“福音”。因此,为非信仰者服务,是不“属灵”的、“没有信仰”的,甚至是有罪的。而基督教青年会则认为:基督的“福音”只有通过把上帝的爱化为具体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才可以显示其在中国环境中的价值。才可以为中国人所接受,拯救意味着满足人的各种物质与灵性的需要。因此,从根本上讲,对于服务社会的理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行为理念与基督教内一些人士的偏激者的思维之间很难调和,甚至根本无法调和,并且,这种状况还在延续。而另一方面,部分青年会内部人员,尽管他们同样也对我们的行为模式不理解,但他们的认识却与一些偏激者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理解非常简单。他们认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前提是信仰基督教。服务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彰显基督、荣耀基督、传递福音。如果背离了这一目的,基督教青年会就成了一个,与社会中其它世俗服务机构并无区别的、纯粹的服务机构,这样的青年会也就谈不上是基督教的青年会了。因此,当我们提出 “走出会所,扎根社区”时,这些反对的声音就相当大,认为我们走远了,偏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然而,当我们挂出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标识牌时。大家又突然开始异常兴奋,都在谈论,在很远高架桥下来就能看到这个Y了,多美!甚至有些人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样的标识牌,在各个地方能够更多的竖立起来。但是,当我们主动取下YMCA标识牌时,一些人又变得很沮丧,有些人甚至很愤怒。感觉到我们的行为偏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我们把青年会办成了一个与基督教无关的青年会,是没有“C”的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名为: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英文缩写为YMCA,其中的“C”为Christian基督教的英文缩写)。

陆纪鸿:很多事物往往存在着彼此对立、彼此制约的二个方面,我们常常将其称为矛盾的共同体。面对这样的矛盾体,我们会发现,在理顺一方面问题时,很容易,在不经意间,已将另一方面的问题突显出来。如何智慧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既能平衡这矛盾的双方,又能解决现实的问题?要达到这一目标,如果不想触及事物的本质属性,只做一些表面文章,敷衍了事,恐怕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有可能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作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具体事物的总负责,面对一些教会人士以及内部人士的这种“没有信仰”指责,您是如何思考?又如何从神学角度加以回应并进一步扭转局面的?

吴建荣总干事:对于“没有信仰”,或者说没有“C”的责难,我们当然不可能当鸵鸟,只当什么都未发生。尽管类似的有无信仰之争,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存在。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新的认识上的差异,我们仍然倍感压力。但我们相信真理的唯一性, 相信“沒有行為的信仰是死的。”说真的,在整个社会都在快速变化与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希望青年会再次卷入有无信仰之争,也没精力去进行这样的论战。我们只期望以我们的行为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服务,是仿效基督,见证的是耶稣基督的“爱”,在社会发展中服侍人、服务社会并为之作贡献则是对信仰的最好表达。因此,我们竭尽所能去回避这样的话题。而我们在实现“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构想的同时,面对社会现实,主动拆除YMCA标识牌的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是否违背青年会成立的初衷?或者说,偏离了成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我们扪心自问,如果这个问题在青年会内部都无法统一思想,并形成共识,青年会在未来,在 “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路上,必将困难重重。因此,在青年会内部,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探讨中,我们发现,要讨论我们的行为到底有信仰还是无信仰,有一个我们根本无法回避问题,即:作为基督宗教的信仰者,追求的到底是一种宗教的外在形式还是一种内在的基督精神。如果一味追求外在形式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圣经》中,耶稣反反复复对法利賽人或者律法主义者的批判。耶稣针对的不正是他们坚守的、自以为是的信仰形式主义?如果我们成天仅仅是学习《圣经》,研究《圣经》,号称:效法耶稣基督,但在具体的行为上,又坚持法利赛人的行为模式,这岂不荒唐可笑?其实,1900年,上海成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时,就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当时,针对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提出 “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这其中“发扬基督精神”无疑是青年会事工的基督教意义的依据,如若删除“基督精神”,青年会一切事工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然而,“基督精神”究竟又是什么?如无法正确把握基督精神的实质,所谓彰显耶稣基督精神,只能是一句口号或者说一句套话。《圣经》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中讲道:“神爱世人,甚至将它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神的爱的具体表现,甚至为了人而牺牲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说,基督精神就是“爱”的精神。 “发扬基督精神”就是努力实践这种“爱”。而这种“爱”的具体体现,就是把“坚守信仰、实践信仰、见证信仰”内化在我们的服务中,彰显在我们的行为中,根植在我们的生命中。1996年,我们提出“走出会所,扎根社区”,并与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合作建立中国第一个由基督教背景的社会团体管理的社区服务中心---罗山市民会馆,其初衷就是把基督教合一的精神,通过社区服务得到彰显,把效法耶稣服侍人的目标,尽心地用爱心服务去实践,把上帝就是爱在多元社会环境中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聚集到爱的中间。通过“爱心传递,传递爱心”,使更多的人,在充满爱的服务中,感受来自上帝的平安与喜乐。并把基督耶稣为多人作赎价的精神,融入在青年会的服务中。如果透过现象去看事物的本质,YMCA标识牌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为树立YMCA标识牌这一外在的形式,致使基督教青年会无法服务社区、融入社区,并与社区合而为一。那么,树立这样的标识牌,即便更高更大一些,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经过内部的探讨或者说争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内部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今日青年会所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静态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城市化的,流动的、瞬息多变的社会。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倡导志愿者精神,并进一步激发志愿者的爱心、责任心以及团契精神等等基督教青年会的核心价值观,共同建设社会是基督教青年运动的本质,也是体现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会一脉相承的核心所在。我们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强调的是“团体理念的延伸,而不是团体的本身。”我们拆除的是有形的YMCA标识牌,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用无形的十字架,去彰显上帝的大爱。

陆纪鸿:青年会在“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过程中,面对各种非议,选择的不是退缩,而是以此为契机,展开大讨论,统一思想。让每一个同工理解,作为一个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社会团体,其工作目的、工作方向究竟是什么?是追求一种宗教的外在形式还是一种内在的基督精神?是将外在形式看得高于一切,还是淡化对形式的追求,但却在内心深处,用无形的十字架,去彰显上帝的大爱?显然,我们看到了,青年会努力追求的是后者。追求的是“团体理念的延伸,而不是团体本身。”然而,对于一个社会团体而言,做出一个革命性的、方向性的决择,或许并不难,难的是在决择后,将团体的理念,变成一个又一个切实而可行的工作目标,坚定不移的贯彻下去。而不是把这样一种理念,变成一种动听的口号,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青年会在团体内部,统一思想后,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又是如何往这一方向努力的?

吴建荣总干事:1996年,罗山市民会馆YMCA标志牌风波之后,在理事会的领导下,青年会的全体同工已经意识到,“走出会所,扎根社区”决不能成为一种挂在口上的口号,而应是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但走出会所容易,要扎根社区,就必须闯出一条新路,一条社会接受,社区接受的新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罗山市民会馆就是我们这条新路的起点,是能否真正“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关键所在。因此,无论是聘用同工,还是培训同工,我们明确要求,不能为服务而服务,要用行为,仿效耶稣,要用生命去改变生命。我们希望,在罗山市民会馆这个试验点中,能够为“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的工作目标积累经验,为青年会扎根社区打下坚实的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山市民会馆周围的居民并不多,地域也很空旷。不少周边的居民还是刚刚从农村转型过来的,他们的生活习性与城市居民也有较大的差异。一些农村转型过来的居民,进会馆后,习惯于随手乱扔垃圾。当然,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批评方式对待这些转型过来的城市新人,这是不好的卫生习惯。而是要求每个工作人员,看到纸屑,就应主动弯下腰去捡掉,用行为来表达。那时候,我们要求面对所有前来的老百姓,每个工作人员都应满面微笑去迎接他们,我们把这样的要求称之为“弯腰运动”、“微笑运动”。而正是这样的“弯腰运动”、“微笑运动”,我们的工作获得了社区和政府的初步认可与好评。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影响周边的居民。凡来会馆活动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社会层次,不管是从农村转型过来的新城市居民,还是原来的城市居民,我们不仅要热情相待,更要使原来的城市居民与后来的农村转型的居民能够和睦相处。为此,我们倡导,在会馆内,为“后来人”倒一杯水。凡到罗山市民会馆,你先来,工作人员给你倒一杯水。如果你内心很高傲,看不起后面转型来的农民,不愿意坐在一起,那么,我们再给你送杯水,让你把这杯水送给后面来的新城市居民。我们以此来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增加认同,增进融合,建立关系。让两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逐步融合。与此同时,我们大力倡导志愿者活动,想方设法培育志愿者队伍,并提出“公民自助”的理念。我们动员每一个有特长的居民都能为社区作些贡献,比方说,你有一个特长,会修电灯,我就会动员你,小陈,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服务。当时手机还不普及,流行的是BP机,很多被罗山市民会馆动员过的市民都留下号码,“有事CALL我”。这样,罗山市民会馆的志愿者资源逐步扩大。如:家政服务、房门开锁、通下水道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在此基础上,1997年会馆正式接受政府委托管理了“999市民求助中心”。这是一个24小时市民求助热线。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雏型和志愿者服务的平台,也是满足社区市民需求的支持网络,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陆纪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快车道,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人们的思想观念到行为模式,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社区服务模式是否也受到了冲击,是否遇到过难以想象的困难?或者说,作为管理者,你们是否也曾产生过畏难情绪?

吴建荣总干事: 1996年, YMCA标志牌风波之后,在与社区居民的互动中,我们逐步赢得社区的信任和政府的认可。但在享受成功的同时,我们未曾料到,内部信任危机,人员稳定新的挑战正等待着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劳动就业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行各业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流向高工资、高福利,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人力资源流动本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罗山市民会馆而言,却是麻烦的开始。罗山市民会馆属社会福利性服务行业,其性质决定了它的同工不可能是高工资和高福利。一方面青年会获得的政府“补贴”有限,根据青年会与浦东新区发展局签订的双方协议,政府以“零租金”将馆舍提供给青年会使用,而会馆运营后的所有费用,包括人员工资、福利等,则均由青年会承担。而另一方面,青年会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受托管理的机构又无法根据实际情况,提高会馆各类服务性项目的收费。罗山市民会馆周边居民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认为,会馆属社区福利配套设施,会馆内服务好是理所当然,但所有的活动,则理应免费。上述二方面制约又直接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罗山会馆开办的前3年始,始终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青年会前后对会馆的补贴高达30万元。二是我们对会馆的管理工作要求高,但我们却拿不出与工作要求相匹配的较高报酬。再加上青年会在罗山市民会馆的种种做法,只是 “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一种实践和试验,是摸着石子过河。因此,发展前景也并不确切。而所有问题一旦交织在一起,则又必然引发新的矛盾。经过培训的同工,尽管不少人都有很高的工作热情,但在社会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发展前景等等的诱惑之下,离职的越来越多。同样,由于工资待遇原因,我们根本招不到足够合格同工加以补充。在这样的处境下,罗山市民会馆的管理逐步陷入困境。工资待遇低又不知道会馆的希望何在,流失的同工开始增多,而流失的同工越多,则更让人感到会馆没有未来,这又进一步导致同工的离职。这样的情况,最严重时,流失的同工多达三分之二。面对这一局面,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当时,我们真的感到很困惑,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路在何方?

陆纪鸿: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个性、充满活力的青年会。很难想象,在上世纪90年代末,罗山市民会馆的管理竟陷入如此困境,长期入不敷出,要人没人,进退维谷。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青年会选择往后退,也不是没有生路,完全可以回归西藏南路123号。但从今往后,再也不要谈什么“走出会所,扎根社区”之类豪言壮语。然而,面对如此困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你们顶住了压力,坚持了下来?

吴建荣总干事:是什么样的因素让我们在这样的困境中坚持下来?我想,应该是信念。当时,面对罗山会馆越来越多的同工离职,放在我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很简单,就像您所说的,放弃罗山市民会馆,退回西藏南路123号,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青年会传统项目中去。然而,放弃意味着 “走出会所、扎根社区”战略的彻底失败。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任何组织或部门,会将社区服务工作委托给青年会。这对于我们而言,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青年会的事业上上,都是难以接受的选项。而另一路则是,坚守罗山会馆。但问题是,如何坚守?对此,我们苦苦思考。我们发现,如要坚守罗山会馆,就必须整合资源,集团体之力,并动员志愿者参与。而整合资源,则必然涉及到关闭华爱健身中心,让健身中心的同工支援罗山市民会馆的议题。华爱健身中心原直属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96年,全国协会将华爱健身中心划归青年会管理。这是全国第一家民办的健身中心,也是上海第一家。健身中心面积为2300平方米,注册会员多达1000人,每年的营业额为18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资金额。该方案一经提出,反对声音异常激烈。理由不外乎两点,一是健身中心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传统工作项目,当初青年会创办体育馆、健身中心等等,其目的就是为实践“锻炼身体,培养人格”的宗旨。如果为一个未来并不明确的罗山市民会馆而放弃健身中心,这样做,既放弃了传统也放弃了赢利,是典型的本末颠倒。二是罗山市民会馆现在已成了一个无法填满的窟窿,缺人缺资金。关闭健身中心,将健身中心的同工调往罗山会馆,一时之间,或许可帮助罗山会馆暂时渡过危机。但谁又能保证,并且凭什么保证,同工就此不再流失。这根本就是行不通。上述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如对这些质疑无法作出合理回应,那么,我们的任何抉择,不仅是草率的,而且是不负责的。我们反复自问,当初,我们为什么提 “走出会所,扎根社区”这样的口号。1994年,我们提出“走出会所,扎根社区”,因为我们意识到:社区不仅是青年会建立良好形象的窗口,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平台,也是青年会服务社会的源头和实践理念的田野。而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爱”,同样必须“走出会所”。“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区,而不是到社区去赢利。固然,经营健身中心能赢利也符合青年会的宗旨。然而在上海,并不缺开办健身中心的企业或团体。当时,不少团体都希望开办健身中心,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种声音,要办健身中心,先要打败“华爱”。相反,基层社区的居民则需要有人去服务,有人去奉献。如果我们一方面大谈人格培养,声称要“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可是我们却为了赢利而退出社区,这岂不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分裂。而最为关键的是:大批同工从罗山市民会馆流失,从表面观察,只是单纯的工资、待遇问题。但如若认真分析,这实在是理想与信念缺失的结果。青年会招募同工,从来不以工资与福利为诱饵,而是提供一种自我认同,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青年会倡导“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如讲传统,本应从内部同工开始做起,然而,当罗山市民会馆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肯定之后,青年会的工作方向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尤其是1996年,从全国协会接管华爱健身中心后,我们将大量精力投放到健身中心的管理之上,无暇对罗山市民会馆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更无暇关心罗山会馆同工们的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山会馆的同工们自然不看好罗山会馆的未来。一旦工资、待遇与社会上拉开了差距,那么,离职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此,归根结蒂,罗山市民会馆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我们的自身。如果这些深层次原因得不到解决,那么,即使补充再多的同工,流失还会继续,危机还会重演。问题一旦想明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也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1998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理事们以及全体同工的认同和支持下,我们关闭了华爱健身中心,全力以赴,振兴罗山市民会馆。不久后,罗山市民会馆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连续保持经济持平。此后,社会好评接踵而至。先后获得区、市文明单位称号,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第一次慈善大会上,青年会的代表应邀赴京介绍罗山市民会馆坚持十年探索的经验,罗山模式成了中国广受关注的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陆纪鸿:一个社会团体一旦陷入危机,其能否走出困境,关键在于能否找准产生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也只有找准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这一团体才有可能解决危机、摆脱危机。作为青年会管理者,当你们面对罗山会馆大批同工离职的现象,不是抱怨社会劳动就业的市场化,而透过现象看到了自身管理不足的本质,看到了一个社会团体,一旦其高喊的口号与具体的行为相背离时,其成员,必然会用脚对其投票。对此,你们的回应是,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关闭华爱健身中心,充实罗山市民会馆的管理队伍。但我以为,在找准危机原因后,做到上述两点并不难,下决心即可。但令我疑惑的是,你们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能在很短时间内,使罗山会馆的同工们恢复信心,重塑形像?并且在其它的社区,不断复制罗山市民会馆的经验。

吴建荣总干事:前面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罗山市民会馆大批同工辞职,市场化因素只是诱因,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因此,在调整团体结构后,我们同步调整了内部管理模式和外部服务方向,并制定出三年发展规划,让每位成员看到我们的未来,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在内部管理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就曾提出:“不能为服务而服务,要用行为,仿效耶稣,要用生命去改变生命。”但如何让青年会的每一个同工真正感受到,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青年会的一种行为风格。为此,我们从二方面入手改进:一是进一步强调平等待人,我们反复告诉同工们,在青年会内部,每个人,无论职位高低,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也无论他以前是否与青年会有关系,只要他有能力,能认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都给机会。二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彻底打破了青年会出国是领导专利的习惯性做法。每个一线工作人员,只要需要,都有出国培训的机会。当我们把这个舞台开放后,年轻同工的工作热情就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一些年轻人私下讲:在这个机构,钱拿得不多,但出国培训的机会还是很多的。这也是他们愿意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们这样的机构,光讲感情是留不住人的,同样,光靠经济留人也是没有基础的。你给多,人家可以给得更多。我们提供的是机会,培养的是独具一格的人才,而且做到奖罚分明。我们不断借鉴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提出"一人多岗,一人多职","给一份信任,增一份责任",一个人多个岗位多份责任,这样不仅降低了管理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看得到,只要自己努力,自己的价值就能实现,就能表达自己的能力,可以把青年会作为自己在当中添上一笔最美画卷的平台。一个新来的同工,可能他的学历开始并不高,可能能力也不是很强,青年会给的平台和他自己的努力,他就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青年会在整个队伍建设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当同工们感受到,我们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是真诚的,效果马上就显示了出来。在工作中,我们明显感受到,每个同工,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展示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青年会的理事们也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投入志愿者活动,而这又进一步感染和带动一批又一批新的志愿者为社区提供各类服务。在对外服务方面,我们主要在“提高服务质量,创建服务品牌”上狠下功夫,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服务理念,并把“传递爱心”作为一个努力方向,使各项服务都充满了团体的爱的核心价值的传播。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进”的口号。 2001年,我们创立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实现了管理罗山市民会馆后的新的突破。此后的十四年,是青年会飞速发展的十四年,我们全面复制"罗山模式",与政府合作,先后创办了近二十个社区中心,荣获国家级荣誉有一个全国巾帼文明岗,一个全国优秀文化中心,两位全国最美社工;二十余项市级荣誉;并通过连续三个三年规划和一个五年规划,增加了发展的后劲。

陆纪鸿:青年会从1994年,提出“走出会所,扎根社区”的口号,到2001年成立华爱社区服务中心,仅用七年时间,便实现了质的飞跃。我想,这种飞跃,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一个社会团体,如能以开放的心态去关爱社会、服务社会、拥抱社会,以合作的姿态,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进。那么,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团体,它的价值必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它的行为也必然会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而在这一过程中,团体自身也能获得健康、良性的发展。同时,我想,作为青年会本身,也一定不会在荣誉的光环下,止足不前,然而,面对日新月异,快速变化与发展的社会,青年会又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拥抱未来?

吴建荣总干事:青年会将如何面向未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走出会所,扎根社区”之上。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扎根社区,已成定局。然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青年会如何更好的服务社区?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的团队以最大的热情去服务社区、拥抱社区,我们提出 “你的需要,我们的追求”,但我们在开展家政培训,建立自闭症康复中心以及对婴幼儿潜能进行开发等一系列项目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我们的服务,光靠热情与激情,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做好社会服务,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多元的社会中,真正实现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进。因此,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规划,加强使命教育,明确服务方向,细化工作目标,同时,对同工加大专业化培训的力度,以期更好的服务社会。我想,这既是我们愿景,也是未来青年会所努力的方向,更是社会对我们的期盼。这是一条坚守信仰、实践信仰、彰显信仰的路,"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