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截至2024年，中央统战部曾先后3次举办“宗教界人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体验活动”，使宗教界进一步增强了历史自觉、坚定了文化自信。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鼓励和支持我国各宗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宗教》杂志特设专题，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稿，希冀对宗教界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精通宗教经典教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次“双通”人才有所裨益。

  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上）

  刘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走向，表现了文化生命体不断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宗教指引了前进方向。

  一、生生不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以上为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下文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引文皆同。）

  中国哲学从生生而不是无常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运动变化，如《周易》以阴极阳生表示大化流行中生成与衰竭不断发生，形成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等肯定现实世界的基本观点，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哲学基础，也造就了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

  政治传统的延续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表现。夏、商、周三代的连续性明确体现在礼乐制度的因革关系中，即“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春秋战国虽然群雄争霸，但仍然维系西周“天下”的分封秩序，而秦朝大一统的出现则是周制走向终结，战国新秩序有效运行的结果，因此周秦之变表现的是中华政治传统的自我调适，是不断革新的连续发展。此后，秦朝奠定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监察制等均为汉代继承，并在不断调整革新中延续到明清时期。

  “经史传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表现。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是经学传统形成的条件，是诸子百家共享的思想资源，因此百家争鸣是三代王官之学下移至民间形成的学术盛景，是中华文化连续发展取得的突破。诸子中儒家全面地继承三代文化，故孔子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说。自汉代“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经学在两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保证了中华文化的连续发展。史学传统表现了中华民族赓续文明的历史意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贯通着夏商周三代到孔子的王道理想；司马迁的《史记》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标，在贯通记录史实的基础上，赋予文化传统、政治传统新的活力。可以说，以史为鉴的传统所表现的是通过历史书写延续文明的高度自觉。

  二、革故鼎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引领创新潮流的民族。河姆渡遗址的碳化稻谷证明中华民族很早掌握了农耕技术；仰韶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几何动物纹饰，说明这一时期陶器制作已开始超越实用范畴；距今约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已初具国家雏形；距今约4300—3800年的龙山文化标志着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成形；距今约3700—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已经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除已经开始种植黍、粟、稷、稻等作物外，先民还掌握了酿酒和青铜冶炼技术。这都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技术生产和国家治理上都走在了前列。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大禹时，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

  古典时代，中华文明的思想创新达到高峰。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通过阐发“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倡导“仁者爱人”，致力于实现社会和谐与天下大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张“道生万物”，倡导“无为而治”，追求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墨家思想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此外，先秦时期的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农家等众多哲学流派，共同构成了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繁荣景象。

  思想创新外，中国人民在劳动中不断发明创新，其成果长期领先并远播世界。李约瑟列举过公元1世纪到18世纪中国影响欧洲的先进发明20余项，包括以计算见长的数学理论体系、以指导农业生产为本的天文历法、根据我国自然条件发展出的丝织技术以及自成一家的中医药体系等。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根植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实践，表现为经过不断总结提炼而形成的丰富创新成果。这种善于自我革新的精神特质造就了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让中华民族能够在近代的曲折发展中屹立于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断开创历史新篇。

  三、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从文化层面探究统一性的根源，汉字是关键所在。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而汉字的广泛运用打破了地域间交流的障碍，成为文化传承与交流的核心要素。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和承载的丰富内涵，使优秀文化代代相传，在文化的浸润下，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的壮阔史诗。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依存、交流融合，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的华章。各民族文化、语言、宗教、风俗多样，但在共同的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中，形成了紧密交织、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格局。例如，历代王朝的管理方式，既照顾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又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也相互学习借鉴，蒙古族长调、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藏族格萨尔王传等文化瑰宝不断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看，古代中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权力清晰，保障了社会生产的组织、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国家的安全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性与优越性。这些制度在保障人民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国家进步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既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当代体现，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中华民族的稳步前行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作者刘鎏单位为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